幾年前在日本沖繩竹富島一處家族經營的露天小餐廳用餐，九十四歲的媽媽還忙著炸豬排、做菜。這位老媽媽說，她在二戰前在台北住了二十年。
像她這樣有台灣經驗的沖繩人並非少數，日治時代約三萬沖繩人在台灣。
一八七九年日本政府廢琉球藩改設沖繩縣，將琉球編入領土。琉球人雖有了日本人身分，實則和台灣人一樣是被日本殖民，來台灣也是從事低賤的苦力：開路、挖礦、清水肥、沿街叫賣雜貨，甚至被台灣人歧視為「內地生番」。
當時台北市比沖繩進步，日本社會學者松田弘子曾提到，沖繩縣八重山的女性在一九三○年代到台灣工作，把台北想像為東京第二，在此接受現代化洗禮，把台灣所學帶回家鄉促進沖繩現代化。
沖繩人來台工作史有不少紀錄研究；相對的，台灣人赴沖繩的研究較少。其實一九三○年代就有台灣農業移民到沖繩，他們引入鳳梨栽種技術。二○一六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海的彼端》就是描述一個台灣家族在日治時代移民石垣島的故事。
台灣勞工向沖繩諸島移動持續到戰後。在美國佔領的一九六○中期到七○年代初，有許多台灣人曾到沖繩工作。邱琡雯的《離．返．留．守》就在講述那些到沖繩工作的台灣女工故事。
六○年代日本經濟已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沖繩的年輕人多前往日本本土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也讓沖繩本地出現了工人荒。當地蔗糖、鳳梨收成時期，找不到工人採收，因為缺工採收加工，讓甘蔗甜分降低、鳳梨果肉腐壞。
當時台灣和琉球有簽約，允許每年引進兩千名台灣農業技工與季節性移工協助鳳梨採收和鳳梨罐頭加工。台灣向琉球輸出移工是由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負責。宣稱對琉球擁有主權的國民黨政府有意扶殖琉球親國府勢力，於是成立這個協會與沖繩政、商界往來。琉球方面對口單位是中琉協會，許多鳳梨廠、糖廠負責人都是中琉協會成員，兩個協會成了台灣短期勞工輸出的管道。
邱琡雯的研究聚焦在一九六八年到美國把琉球交還日本的七二年間，沖繩南大東島引進台灣嘉義大林的女工採收甘蔗。南大東島離沖繩本島三九二公里，這個島就是為蔗糖產業開發的，島上居民多依附著製糖會社生活，七○年代初，收入超過三百萬日元的蔗農高達六十戶，佔全體蔗農兩成。
六八年，南大東島引進六七一名台灣女工到蔗農家幫農，其中不少來自大林。大林甘蔗產值僅次於稻米居第二，不乏熟悉砍甘蔗的勞動力──這個工作多由女性負責。而當時台灣農村也開始人口外移，農業凋敝，出國賺美金對農村女性頗具吸引力。
邱琡雯走訪了南大東島的蔗農、糖廠、回到大林的台灣女工、女工的家人以及鄉里鄰居，企圖重建這些平凡女工的形象。
她採訪到的女工多是已婚、低學歷（很多不識字）、家庭經濟壓力大。她們出國一趟少則兩、三個月，多則半年，有些在蔗田農忙季節結束再到鳳梨工廠工作。南大東島的蔗農們對這些台灣女工的印象多是：很勤勞、節儉。台灣女工一天可砍至多一．五噸甘蔗，而本地工人只能砍半噸。台灣女工在工作之餘幾乎不外出，蔗農每天會給三角美金伙食費，還有早上、下午兩頓點心，女工們一起開伙輪流煮食，伙食費能省則省，有時點心的餅乾也留下來要帶回台灣。不過，台灣女工的衛生情況也曾引起當地質疑，多數都驗出寄生蟲。
作者一個重要問題意識為：女工的自我意識、地位有沒有因移工經驗改變？有沒有從原本農村的規範約束中鬆綁？
從她的研究，顯示多數並沒有。這些女工都只想著趕快賺錢存錢回家，與雇主家庭以外的當地社會接觸有限，也沒有芥川獎得主目取真俊小說〈魚群記〉中描述的與日本男工人之間的瞹眛情愫。
一個製糖期結束，她們賺了約五百美金（當時約台幣兩萬元）回家，有助於改善家中經濟，還債、整修房子，但又陷入舊有的農村家庭秩序與規範，她們的經濟貢獻並未改變其家中地位。即使出國期間，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員分擔起女工原本的家庭責任，但回來之後大多又回到原狀。
這種相對隔離、時間短的移工生涯，對女性自我意識的改變相當有限。如今台灣許多外勞幫傭一樣鮮少社交活動（雇者也不樂見），少與台灣社會互動，這種台灣經驗一樣很難對他們的生命經驗帶來太大衝擊。
離．返．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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