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環太平洋軍演的壯盛軍容。(美軍太平洋艦隊臉書)
隨著中美新冷戰開打,台灣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各界要求華府放棄 「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的呼聲也日益強烈。說的直白些,就是希望美國政府明確承諾以武力防衛台灣、抵抗來自對岸的中國攻勢,也就是從「戰略模糊」改採「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就連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8日參加「凱達格蘭論壇-2020亞太安全對話」時,也對台灣的與會者強調「要讓解放軍知道威脅無法成功」、「我們必須加強防衛台灣」,美國對於台海問題的「戰略模糊」,似乎已經到了退場時刻。
「戰略模糊」的經典表述,一般認為是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 Jr.)在1995年時的公開說詞。這位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巧實力」(smart power)等經典概念的著名政治學者,當時在柯林頓政府擔任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奈伊在台灣正準備舉行首次總統直選、兩岸處在第三次台海危機之際受邀前往中國訪問,並且在北京被問到「美國會不會出兵介入台海」?奈伊的回答是「那必須視情況而定」。(It would depend on the circumstances.)
許多分析家都曾指出,在奈伊之後,美國政府一直保持著這種「戰略模糊」。不過曾在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目前是華府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長的哈斯(Richard Haass)指出,其實早在奈伊之前,無論白宮裡頭坐的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美國政府與台灣斷絕正式外交關係後,華府就一直拒絕回答「中國如果出兵台灣,美國會不會也出兵護台」之類的問題。
一般認為,華府對台海問題含糊其辭、不預先表態將在何種情況下介入台海危機的態度,有兩方面的好處。眾所周知,台灣問題一直被北京視為「核心利益」,任何國家想要跟中國建交,就必須承認他們所設下的「一個中國」原則,不能承認台灣政府的合法性、更不可與台灣政府建交。美國一方面不去正面挑戰「一中原則」、讓自己捲入台海問題與兩岸衝突,但另一方面又不否認「可能出兵保衛台灣」的可能性,讓解放軍不敢輕易跨越台灣海峽。
除此之外,「戰略模糊」也大幅降低台灣逕行宣布獨立的可能性。哈斯就曾指出,台灣領導人既然無法得到美國的防衛承諾,自然不敢輕言宣告台獨,從避免了進一步的台海危機甚至兩岸戰爭。中國政府曾一再強調,「台灣獨立」就是武力解放台灣的時機,這條「台獨=武統」的公式甚至被寫進了2005年在北京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若發生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中國政府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雖然美國的「戰略模糊」策略確實維繫了40年來的兩岸和平,不過華府的曖昧其詞,仍舊未能阻止北京在1995年7月與1996年3月對基隆、高雄外海兩度發射飛彈。雖然不是直接對台用兵,但美國政府的不欲表態也至此「破功」,柯林頓政府對這兩次武嚇行動都做出明確回應:派遣獨立號與尼米茲號航母戰鬥群到台灣附近海域巡弋。推崇「戰略模糊」者,往往忽略了美軍在1995到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中,確實露出了「護台」的底牌與願意調動的兵力規模。
不過時任美軍太平洋司令、因應局勢下令調動「獨立號」航空母艦前往台灣東部海域的普理赫(Joseph Wilson Prueher),曾在2005年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出:「中國1995年在台灣附近也發射過飛彈,我們當時没有任何表示。因此,中國人可能以爲他們這麼做不會有問題。但從我們的角度来看,這樣做是不可以的。我認爲我們在95年犯了錯誤,没有對中國方面做出反應,所以1996年我們就必須對中國人明確表態『這太過份了』。與此同時,我們也透過外交途徑對台灣表示,我們這麼做並不是給你開空白支票。我們是要阻止事態繼續發展,並不意味着你就可以爲所欲爲」。因此在普理赫看來,台海飛彈危機的美軍行動依舊帶有「戰略模糊」意味。
除了柯林頓之外,小布希政府也曾一度改採「戰略明確」的態度。2001年4月1日,中美發生震驚國際社會的「撞機事件」。一架美軍EP-3偵察機在南海進行偵查,解放軍出動兩架殲-8戰機升空攔截,雙方發生碰撞後其中一架殲-8墜毀、一名飛官殉職。受損的EP-3則未經中方許可、緊急迫降距離事發地點最近的海南島陵水機場,人機均遭中方扣留。此事造成中美情勢一度緊張,小布希總統面對媒體提問「美國有無義務防衛台灣」時,回答「中國應當暸解,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協防台灣」。
不過幾小時後,小布希又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澄清,美國對兩岸問題的立場並未改變,除了支持「一個中國」,也希望兩岸爭端能和平解決。小布希這次短暫的脫稿演出,當時引來了如今貴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時為參議員拜登(Joe Biden)的嚴詞抨擊。拜登當時投稿《華盛頓郵報》,主張「幫助台灣維持其充滿活力的民主制度符合美國利益」,他也強調自己曾經投票支持《台灣關係法》,但拜登也說,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遭到廢除後,美國已經沒有保衛台灣的義務。拜登在文章中指出,小布希不該在未與國會及亞太盟邦(主要是日本,這牽涉到是否動用駐日美軍基地)商議的情況下,逕行打破美國總統歷來對兩岸問題的「戰略模糊」策略,造成環太平洋地區的混亂。
總的來說,「第三次台海危機」與「中美撞機事件」確實是40年來的意外插曲,台海之間終究沒有釀成戰事,美國政府也很快回到「戰略模糊」的一貫立場。不過美國政壇其實一直不乏改採「戰略明確」政策的呼聲,像是台海飛彈危機的第二年(1997年),美國眾院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就宣稱「美國了解中國不會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但美國應該也要讓中國了解,美國一定會防衛台灣」。華府智庫與卸任官員1999年更曾提出一份《台灣防衛聲明》(Statement on the Defense of Taiwan),公開呼籲柯林頓政府放棄「戰略模糊」原則,但終究沒能改變華府態度。
不過維持了40年的「戰略模糊」,卻在川普上台後發生鬆動。因為川普及其身旁的共和黨鷹派,幾乎揚棄了「與中國交往」的傳統作法、改採「圍堵中國」的敵對態度。隨著川普政府對中國持續升高強硬態勢,中美新冷戰正式開打,「戰略明確」的呼聲也再次高漲,美國政府、國會與學界都陸續表態力挺台灣。
美國政府的挺台態度,從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前腳剛走,國務次卿克拉奇(Keith Krach)又要訪台,以及美台軍售頻頻成案可見一斑;在國會方面,則包括2018年通過的《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打開了美國所有層級官員的訪台之門,台灣官員亦可以「受尊重」的形式訪問美國;2020年的《台北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更授權國務院協助台灣鞏固邦交、參與國際組織以及增強美台雙邊經貿關係。
不過挺台灣是一回事,承諾協防台灣又是另一回事。美國政府雖然至今尚未改採「戰略明確」策略,但美國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提出《台灣防衛法》草案,強調美國應防止台灣遭到中共侵略;眾議員約霍(Ted Yoho)提出的《防止台灣遭侵略法》草案,更主張授權美國總統使用武力保衛台灣。雖然這些觸動北京敏感神經的法案尚未通過,但許多政治人物與學者也紛紛公開呼籲,美國政府改採「戰略明確」的時刻已經到來。
在台美斷交40多年後,為何對台海局勢採取「戰略模糊」如今不再吸引人?除了美國政府如今是鷹派當道,正在崛起的中國已被美國視為頭號戰略威脅之外。隨著解放軍武力的大幅進展、北京日益展露對海外經略的野心,美國過去以「戰略模糊」一方面置身事外,另一方面足以威嚇中國做法,顯然效果大不如前。
像是美國眾議員加拉格(Mike Gallaghe)今年5月投書《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倡言「是時候支持台灣了」(It’s Time to Stand with Taiwan)。加拉格指出,台灣在沉重壓力之下卻能保持民主活力,是一個不可多得、更值得美國支持的朋友。不過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並非北約那樣的集體防衛保證,而是一種混亂的模糊承諾。尤其台灣在這種「戰略模糊」之下一直非常克制自身的各種政策與行動,但北京卻不斷挖走台灣的盟邦,並且利用經濟槓桿懲罰台北、甚至越來越頻繁地進行軍事挑釁。當兩岸的軍力平衡早已嚴重傾斜,習近平又公開宣示併吞台灣的野心,這些都證明了「戰略模糊」政策已經走到盡頭。
眾所周知,美國在從事外交甚至軍事干預時,總是打著「民主人權」的旗幟,但華府真正盤算的最後關鍵,仍然在於美國利益。那麼拋棄可以避免美國過早介入兩岸爭端、甚至因其介入而引發兩岸戰事的「戰略模糊」,真的符合美國利益嗎?一方面,北京解決台灣問題的實力與野心,與當年中美建交時早已不可同日而語,華府的「戰略模糊」反倒可能造成北京誤判;另一方面,台灣也值得美國做出「出兵防衛」的承諾。加拉格就指出,台灣若然遭到美國放棄,將引起包括澳洲、日本的亞太盟邦,對美國防衛民主決心的嚴重遲疑;解放軍更會在獲得台灣後突破第一島鏈封鎖,在西太平洋取得立足之地;甚至台灣的眾多代工廠將徹底導向中國產業鍊,讓中國取得全球電子產品的壟斷地位。
當然,加拉格的分析主要還是針對「台灣對美國是否有價值」立論,但台灣對美國的價值永遠是相對的,對我們台灣人來說卻是絕對的。加拉格認為「台灣對美國有價值」,所以即便存在風險,仍然應該採取「戰略清晰」、承諾美國將保衛台灣。那麼對台灣來說,美國採取「戰略清晰」是件好事嗎?首先,若回到「戰略模糊」的兩面刃:中國要是進攻台灣,美國並非絕對不出兵;台灣要是想要獨立,美國並非絕對出兵。「戰略模糊」克制台灣的是「台灣獨立」的意圖,因為這可能引發北京的武統行動,而非「台灣獨立」在本質上有何錯誤之處。
當然,對「統派」或者「維持現狀派」來說,無論理由為何,「台灣獨立」確實是個不可欲的選擇。但如果北京併吞台灣的野心甚至實際需要日益熾烈,只要中華民國政府不主張「統一」,就有可能觸發北京的「武統」決定,「戰略模糊」的「嚇阻台獨來避免戰事」的效果已經不再重要,因為作為統獨的最大交集「維持現狀」如今看來都不可得。
此外,當美國與國際社會越來越不避諱與台灣交往,也就是越來越不避諱北京所劃下的「一個中國」紅線,其實不待中華民國政府主張「台獨」,北京動用武力來威嚇、甚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也隨之大幅上升,與其讓美國保有考量最大自身利益的「戰略模糊」,明確對台灣做出防衛承諾的「戰略清晰」,確實對台灣來說更為有利。不過隨著台美雙方在軍事層面可能結成盟友,也意味著兩岸關係也走到難以回頭的十字路口。
從「戰略模糊」到「戰略清晰」的變化,與其說是台灣的獨立勢力、或者美國的鷹派勢力高漲,不如說是習近平謀台日甚、威脅西太平洋地緣政治的必然結果。不過要提醒的是,「戰略清晰」雖是目前美國學界、政界的普遍主張,但川普本人對此似乎顯得興趣缺缺。川普曾在他最喜歡的福斯新聞訪問中被問到,如果中國入侵台灣、或對台灣取得有效控制,他會如何反應。川普只說「我認為在這裡不適合談這個,但中國知道我要做什麼。中國知道」。川普的回答當然可以詮釋為「中國知道我會出兵」,但他終究沒有挑明了講,因此現任美國總統的態度其實還是保持了「戰略模糊」。當美國的衛生部長艾薩訪台引發舉世關注,媒體當面問他今年年底前是否會造訪台灣時,川普也明確回答「我沒打算那麼做,我們(美台之間)談論的只是新冠疫情,而他們做的很好」。
雖然美國政府與國會目前都對中國相當感冒,普遍認為就算下屆總統換人當,華府的反中態勢一般依舊難以全面扭轉。不過川普的商人性格已在中美貿易戰、科技戰等一系列中美新冷戰中展現無遺。他總是狠話放在前頭,卻又拒絕立即「行刑」,總是保留了北京可以跟華府談判的空間。川普慣於將「模稜兩可」與「不確定性」當成談判籌碼,希望在談判桌上拿到他想要的東西,而這一點與「戰略模糊」恰好合拍;至於對台灣給出跟日韓一樣的防衛承諾,卻可能恰好與他的《交易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背道而馳。雖然目前美國朝野看來都對台灣甚為友好,但川普本人的態度卻不像他們那樣熱情,川普是否會成為台美斷交後、對台灣最重要的美國總統,目前看來並非那麼想當然爾,因為全面攤牌會讓他與中國談判的靈活性大為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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