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澤天觀點:防疫,請與專制的思想病毒保持最遙遠的距離

台灣在防疫上半場表現非凡,讓人看到民主國家也能有好的防疫成績,切莫因為防疫採取違反法治的措施,自貶國格。(資料照,顏麟宇攝)

新冠肺炎在世界蔓延1年多後,終於在今年5月對台灣產生較大的衝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5月15日宣告全國三級警戒以來,近日又宣告繼續延長至7月12日,未來不知何時能夠結束。防疫的相關措施,影響人民社會與經濟生活及自由權利甚鉅,實屬重要的法治規範議題,自不能僅用流行病學等相關科學知識作為防疫規範的基礎。亦即只有在符合科學與法治原則的考量下,才能獲得人民在理智思考下的認同,進而促進團結共同長期抗疫。否則,只會讓人民產生超出應有謹慎的過度恐懼,不斷地使難以繼續順從的人民挺而違紀成為「刁民」,並造成彼此監控與獵巫的社會亂象。

法治國家的各種公權力行使必須回溯到民主正當性,代表人民意志的議會必須擁有制定規範的權限,不應自我閹割地將權力概括授給行政機關,致其看似全面主導防疫規則的建立,卻因缺乏明確的立法授權或依據,只能觀看短暫民意或上級指示行事,順境時如大功臣般地洋洋自得,逆境時面臨眾怒就難以秉持專業判斷,動輒實施違反比例原則的防疫措施,藉以滿足無關防疫的政治考量。

應在諸多衝突利益的衡量下尋求可容許的防疫界限

如以德國議會通過的《傳染病防治法》(Infektionsschtzgesetz)為例,該法第28b條第1項不但在每10萬人過去7日確診人數超過100人以上時鉅細靡遺地規定可施行何等措施,並在同條第6項一方面明確授權聯邦政府得以透過法規命令頒布禁令或要求等事項,同時要求法規命令須經過聯邦議會與參議會的同意;該法第32條則授權各州政府在符合第28條、第28a條、第29條至第31條前提下發布法規命令,並許可其轉由其他單位發布,同時列舉出得以限制的憲法基本權利,而與我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的立法有著天壤之別。

換言之,代表人民意志的國會必須與政府部門一起扛起防疫相關的政治責任,不應把權限完全丟給本身依然受到上級介入,扛不起失敗責任的指揮中心。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5日召開記者會,指揮官陳時中發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資料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國家必須採取防疫措施保護人民生命、身體,但也應重視與保護因防疫而受到限制的人民權利與生活利益,自須在諸多衝突利益的衡量下尋求可容許的防疫界限,並劃定人民必須付出的犧牲底限。猶如現代交通必然帶來一定數量的生命、身體與財產損失,卻因具有重大社會利益,而有必要在一定的規則與安全措施下受到容許,否則將使社會陷入癱瘓;猶如家中有人患有需要醫治的重症,家人理應犧牲物質享受與時間精神照護,強求放棄基本生活條件,無異只是吃人的道德觀作祟。

只有極權國家才會把單一價值看成絕對,並不惜代價與不擇手段地追求單一價值的完美實現,以追求自己傲人的政績。此在過去戒嚴時期,台灣諸多特別刑法都冠上「肅清」的名頭,即有此一思考,完全忽略犯罪只能控制而非消滅的基本觀念。

仰賴疫苗抗疫入境管理卻不分有無施打

據此,國家在疫情開始之際,如能透過短暫的強力防疫措施達到「+0」,尚可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但如疫情已經蔓延,且需要持續一段時間進行抗制,就完全須考量防疫措施對於人民的權利與生活是否造成過度傷害。這不只是人民是否疲乏導致防疫失效的問題,而是法治國家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干預,只要範圍越大、時間越長,就必須對干預措施提出更為合理說明的基本道理。

如在採取較為緩和的措施下,縱使仍有零星或斷斷續續的疫情,只要急重症治療的醫療能量尚能維持,就應儘可能使人民維持某程度的正常生活,而這也是人民本應享有的權利。例如戶外活動保持安全距離,即可有效防止傳染,就不應強制在明顯空曠處活動的人戴口罩,相關景點、公園亦可在限制人數與落實健康管理下適度預約開放,山林或海邊等通風處根本不需要嚴格管制,而非在全然禁止下讓許多人蒙受比染疫危害更大的身心不適。

又如既然仰賴疫苗與檢測來對抗疫情,就應帶給人民對這些工具足以發揮功效的期望,而非在入境管理上根本不分有無施打疫苗,不但在登機返國前要求陰性證明,檢疫期滿前也要進行檢測外,還要求所有入境者全部不能回家檢疫,甚至連天天在一起生活,如會傳染早就傳染的回國夫妻與小孩也須相互隔離。事實上,過去1年多來,幾乎未聞遵守規定的居家檢疫期滿者有將病毒散佈到社區的情形,只有極少數個案的身上仍帶有不具傳染力的病毒,應足以證明14天期滿與檢測,再加7天自主管理,業已提供社區充分的保護,自不該再為「+0」採取過度的進一步反應措施。

部分不幸卻放大整體威脅徒增無謂的恐慌

否則,除有違反比例原則的違憲問題外,亦動搖社會大眾對未來廣泛施打疫苗與實施更多檢測措施的信心,也繼續強化部分民眾對於病毒傳染風險與重症死亡可能的過度恐慌想像,導致在些許個案發生時出現彷彿自己或親人就是下一個染疫身亡者的幻覺,進而發動情緒性的攻擊輿論,歇斯底里地哭喊賠償負責,吞噬制定合理防疫政策的空間。

根據2020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交通事故統計,台灣2019年車禍傷亡人數45.7萬人,平均每日約1250人次,遠高於目前的每日染疫人數,更遑論多數染疫者是無症狀或僅有輕微症狀。何以民眾畏於出門染疫,卻不擔心出門發生交通事故,恐與這1年多來的媒體炒作不無關係。

20210612-國道實施匝道儀控,導致車流嚴重回堵,三重交流道出現大塞車場面。(顏麟宇攝)
台灣2019年車禍傷亡人數45.7萬人,平均每日約1250人次,遠高於目前的每日染疫人數。圖為三重交流道塞車。(資料照,顏麟宇攝)

若謂病毒難防,交通意外可透過遵守規則防止,則係對意外的偶然性質有所誤會。依照主計總處的統計,62.1%的傷亡行人都不是交通事故的責任較大一方,即遵守規則也難保證安全;依照防疫機關的再三宣導,落實洗手戴口罩等個人衛生措施,就會有效降低感染機會。如按媒體報導的「隔1公尺說聲嗨!就把病毒傳給鄰居」的誇張傳染方式,歐美諸國的人民早就染疫好幾回,豈是絕大多數人迄今尚未確診;倘有媒體報導「剛走出家門1公尺!就被車撞死」,難道就真的把馬路視為虎口,天天待在家裡?如果不從事先判斷角度界定合理的染疫風險,而只從已經出現的部分不幸染疫結果來錯誤地放大整體威脅,除了難以制定合理的對策,亦徒增無謂的恐慌。

恐懼與政治算計不需要納入衡量

尤其新冠疫情的死亡或重症者,絕大多數都是年長者或是已經患病之人,可見年齡與身體因素和肺炎一起扮演重要的累積因果,而與車禍死傷的年輕人與中年人還比老年人多的情形完全不同。現代社會本來就充滿生活風險,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永遠是我們在制定容許風險的規範時必須面臨的課題,也是社會能夠繼續發展進步的基礎。縱使面對情況容易發生變化的新冠疫情,對應之道,也只是在規範上保留更大的彈性,依然要合乎比例原則地調和各種利益衝突,求其相互協調與共存之道,絕非只是採取片面對某利益的扼殺手段。不需要納入衡量的因素,就是恐懼與政治算計。

常見有人因為民主國家亦有採取強力的管制措施,就將其與極權國家混為一談,而未辨明背後法治基礎的差異,實屬令人遺憾的謬論。就如民主法治國家均存在監獄,甚至部分國家容許死刑,重點還是看依照如何的法律與程序定罪,而與忽視基本人權的非法治國家迥然有別。台灣在防疫上半場表現非凡,讓人看到民主國家也能有好的防疫成績,切莫因為防疫採取違反法治的措施,自貶國格。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期盼我們不只最後要贏球,還要贏得漂亮有品味,才會贏得同為民主陣營國家的真正尊敬,並與專制極權的思想病毒保持最遙遠的安全距離。

*作者為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目前在德國執行科技部計畫

讓事實說話,讓政治人物不敢說謊話

──《新新聞》需要您的贊助支持

在1987解嚴那一年創立的《新新聞》,秉持「公正」、「真實」、「進步」的信念,我們在紙本媒體時代曾創造了「讓事實說話,讓政治人物不敢說謊話」的口碑,如今我們要在網路媒體時代把這個責任延續下去。

我們要打造獨立自主的優質媒體,才能無所偏倚、無所忌憚、發揮專業能力,全心全力檢視公共政策,以監督政府,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這一切都需要您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就是現在,請您與《新新聞》攜手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