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新新聞》李登輝提特殊兩國論,遠因是「九二沒共識」

獲選為第8任總統的李登輝展開他完整的任期,提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的人事案有如丟出一顆核彈,國內一片譁然。(新新聞資料照)

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篇報導

1999年7月9日,時任總統的李登輝接受德國媒體「德國之聲」專訪,說出「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這段後來被稱為「特殊兩國論」的陳述,震撼了國內外政壇,甚至讓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Bill Clinton)熱線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李登輝的說法讓當時許多人憤怒、困惑,不過根據《新新聞》當時所做的民調,4成3的民眾贊成李登輝的主張,遠多於反對的1成8民眾,但尚未聽過和不知道的民眾也達3成9,顯見對內而言,這是一次成功的出擊。

被當時一些人斥為魯莽的特殊兩國論,根據當時《新新聞》記者的報導,其實在李登輝政府策畫已久。根據這篇報導,當年辜汪會談在1992年的會前會,也就是後來被國民黨稱為達成「九二共識」的那場會談,我方表達希望把主權的爭議暫擱一邊,最後達成對「一個中國」問題各自表述的共識,以促成後來的「辜汪會談」,但這種不惜以「對等政治實體」定位兩岸關係的說法,還是沒有獲得中共方面善意的回應,讓李登輝感到憤怒,開始要求幕僚研擬如何將中華民國的主權及兩岸的定位說清楚,並尋找機會發表。

也就是說,特殊兩國論的遠因之一,正是1992年的會談兩岸並沒有達成共識。

終於在1999年,李登輝等到有「兩個德國」經驗的德國媒體專訪,決心利用機會把話說清楚,根據本文的報導,專訪前幕僚看到講稿上「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等文字,心中暗忖,「總統終於要講了!」可見此說策畫已久。(新新聞編輯部)

以小事大的對抗,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要依強者邏輯進行遊戲,弱勢者若能主動出擊,掌握戰略和戰術的主動性,就像李登輝總統私下形容兩岸競爭的說法,「不要看台灣很小,有時候一條蛇也能吞掉一頭羊」,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提出兩岸定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就是李氏兵法的典型出擊。

準備工作早己展開

其實,有關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以李登輝一貫直來直往的個性,早就想把它說清楚了,他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就明白表示:「為了確立台灣的存在,我們不僅要拒絕這種簡化問題為獨立問題的方式,更必須在法理上奠定無可辯駁的論據。因此,我希望在卸下總統職務之前,能集國際法學者之力,就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提出更完整的解釋。」

瞭解李登輝的人都知道,他的個性是很急的,屬於即知即行的那一種,所以,早在他把這個願望正式以白紙黑字形諸於文字之前,相關的準備工作早就已經開始著手進行。

如果把研究的時間設定得廣義一點,相關幕僚早在一年多以前,就針對「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及相關法律問題」展開研究,在研究出一個大致的方向後,才把問題逐漸鎖定到兩岸關係上,並由總統府決策相關單位委託相關法政學者專家,就「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議題進行專案研究,提出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的建議。

這項重大的研究方案,究竟有那些人參與?瞭解人士透露,其實,李登輝一直有相闢的幕僚群為他研究各種政治、經濟,兩岸關係等各種問題,像大陸政策有關問題,前陸委會主委張京育就曾是李登輝主要的諮詢對象之一。

20170212新同盟會春節團拜聯誼活動.張京育(陳明仁攝)
前陸委會主委張京育(見圖)曾是李登輝兩岸政策主要的諮詢對象之一。(資料照,陳明仁攝)

不過,李登輝的幕僚群從來就不是固定組合,而是依不同的議題找不同專長的人士來參與研究,所以,這次參與研究兩岸關係新定位的人士,就像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所說,大多數都是專精於國際法或有實務經驗的學者專家,並由一位有豐厚法學素養的學者統籌召集。

硏究過程列入機密

由於兩岸關係的定位,尤其是涉及如何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的問題,絕對是一個高政治敏感性的問題,並不是光從學理性或法律的層面來研究就可以,而必須有政治及實務面的考量,所以,除了由總統府相關單位,據指出是國家安全會議,委託學者專家成立研究小組進行專題研究外,政府相闢單位如總統府、國安會、陸委會、外交部及國安局等決策首長也都或多或少地參與政策面的討論及被諮詢。

又由於這項研究事關重大,不能和一般的專題研究類比,所以,雖然從學術研究到專案研究進行了一年多,但全程是以「最高機密」的方式在進行,有時甚至是以單線作業的方式來傳達研究的進度。

據悉,像研究結果報告於5、6月間大致完成並呈報李登輝後,李登輝對報告中所研究的方向和結論相當滿意,而相關研究內容也於一個多月前由總統府副秘書長林碧炤分別向總統府決策高層、外交部長胡志強、陸委會主委蘇起等相關官員簡報,讓大家對這個我方對兩岸關係新定位的說法都心裡有個數。

在這個研究報告中,主要是從中華民國歷史及客觀事實的存在,與法律的角度來看兩岸之間的定位,並認為中共當局不顧兩岸分權、分治的事實,持續對我進行武力恫嚇,是兩岸關係無法獲得根本改善的主因,而中共將兩岸定位為一是中央政府,一是地方政府,或自己是合法政府,台灣則為「叛離的一省」,更是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的事實。因此,基於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二年建立以來,一直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1991年修憲後,將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建議依此將兩岸的定位向國際間作一清楚而明確的聲明。

慎選時機宣示主張

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可說是說到李登輝的心坎裡,因為,在他的心中,對於台灣早就放棄「漢賊不兩立」的思考模式,希望以「雙贏」的態度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促進兩岸合作,但卻一直未獲得中共的善意回應,甚至更加深了敵意,開始感到不耐。

對於我方在1992年表達希望把主權的爭議暫擱一邊,最後達成對「一個中國」問題各自表述的共識,以促成後來的「辜汪會談」,但這種不惜以「對等政治實體」定位兩岸關係的說法,還是沒有獲得中共方面善意的回應,不但再擴張其所謂「一個中國」的意涵,還意圖以港澳模式將「一國兩制」強加於我方,同時還在國際間打壓我方生存空間、混淆視聽,李登輝更已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不過,即使是如此,要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做這麼一個重大的宣示,絕對不是想講就講,而必須有適當的時機、對象與場合。所以,雖然李登輝決定對中華民國的主權及兩岸的定位說清楚,像他前一陣子在看到總統府幕僚的擬答稿,寫有「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的文字時,就認為這種說法形同廢話,因為我國早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當場拿筆把這一段敘述删掉。但是,除了在一些說法上作若不仔細推敲,外人並不太容易看出端倪的修正外,決策當局並沒有立即就宣布這個對兩岸新定位的研究結果,而審慎地評估著合適的宣示場合。

許惠祐在千島湖事件發生後,帶團前往浙江案發現場,執行「準司法調査」。(新新聞資料照)
許惠祐擔任主談人的九二香港會談,與北京方面並未達成共識。(新新聞資料照)

約在一個月前,這個機會終於來了!世界第三大廣播公司「德國之聲」透過新聞局提出採訪李登輝的要求,決策高層評估,由於德國在二次大戰後亦曾是分裂國家,預料較能瞭解我國的處境,再加上透過有兩德模式經驗的德國媒體向世界傳遞這個訊息,相信更能引起國際社會對我方立場的正視,所以,在約半個月前正式同意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後,相關後續作業就積極開始進行。

重新定位兩岸關係

不過,就算到了這個階段,決策高層的保密工夫還是絲毫不鬆懈。據悉,總統府方面還是依一貫的內部流程對「德國之聲」所提的問題進行擬答,部分相關高層官員是在發現李登輝加上了「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等文字時,才被告知李登輝將利用這個機會對兩岸的定位作重大的宣示,極少數參與研究的官員則心中暗忖,「總統終於要講了!」

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以有備而來的堅定語氣,將兩岸的定位作了更明確的說明,也就是「特殊的國與國間的關係」,在場負責口譯的總統府副秘書長林碧炤將之翻譯為,"state to state relationship"和"two states in one nation";據悉,對於日後中文的說法究竟要如何形容最為妥適的問題,目前相關方面還在研究中,高層官員認為,勉強可以說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如果簡稱為「一中兩國」,則這個「中」意指「一個文化的中國」,而不是中共所謂的「一個中國」。

訪談結束後,在林碧炤告訴「德國之聲」總裁魏里希(Dieter Weirich)等人,這是中華民國的政府及總統首度就兩岸問題的新定位對外界宣布後,魏里希一行一致表示相當地榮幸;而在另一方面,總統府也考量到這個訊息釋出後,國內媒體的反應及需求,而由秘書長黃昆輝當天就邀集相關官員交換意見,對李登輝的談話提出4點聲明,除了說明李登輝此言的考量及立論點,並強調我大陸政策及追求統一的目標並不會改變。

不過,雖然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中表示,沒有必要成立「台灣人民共和國」,如此只會使台灣的主體性變得曖昧不明,並將危及台灣的主權獨立與存在。但是,李登輝「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的論點,聽在連「對等政治實體」都不能接受的中共當局的耳裡,馬上引起強烈的質疑。

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就認為,這種玩火的行為及不負責任的言論,粗暴地破壞一個中國的原則和兩會工作關係,嚴重影響兩岸闢係的穩定,將對台灣社會的安定帶來危害。另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則對辜振甫說兩岸會談就是「國與國對談」的說法表示驚訝,認為將使兩會的接觸、交流及對話基礎不復存在。

辜汪會談期間,唐樹備對於台灣媒體的採訪邀約來者不拒,經營媒體關係相當有一套。(新新聞資料照)
特殊兩國論被時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的唐樹備怒斥為玩火行為及不負責任的言論。(新新聞資料照)

除了來自對岸的強烈批評之外,新黨也對李登輝大加撻伐,認為這種兩國論不但違背憲法,違反國統綱領、國安法等相關法令及一個中國的國策,其決策也悖離民主程序,將舉辦研討會聲討這個說法,未來也將強力杯葛相關法令的修正。至於民進黨,則以李登輝為該黨的中國政策背書、其理論與陳水扁的主張不謀而合等,讓這個問題與總統大選相互加溫。

據悉,對於中共及新黨的內外交攻,甚至提出後可能衝擊總統大選,都早在決策當局的評估與意料之中。但是,決策方面認為,李登輝說的既然是歷史與法律的事實陳述,只是把兩岸的關係說得更清楚一點,「把過去的文言文用白話文來表達」,國人實在不必驚慌,更不應該站在中共的立場想,只要我們站在道理的一方,實在不需要畏於對方的強權而一直隱忍委曲,也相信中共不致於重演上次總統大選前文攻武嚇的老戲碼,「就算演也沒有用!」

至於宣布時機是否和總統大選有關?決策高層表示,李總統是講該講的話,雖然其結果可能擴大國民黨可以爭取的選票,但這絕對不是考量的原因,如果有人批評時機太過敏感,試問,有關兩岸的問題,什麼時候不敏感?

曾經有一位長年追隨李登輝總統的官員這樣說:現在很多人罵李總統,但相信在李卸任後,很多人反而會懷念他,因為,李登輝有群眾魅力,敢講別人不敢講的話!只是,身為國家的領導人,敢講話固然有可取之處,但說話的時機,以及對話出口後所引發作用的風險評估亦同樣重要,否則,民眾就可能不會有「思念總在分手後開始」的感覺了。

(本文刊登於1999年7月15日出版的645期《新新聞》)

讓事實說話,讓政治人物不敢說謊話

──《新新聞》需要您的贊助支持

在1987解嚴那一年創立的《新新聞》,秉持「公正」、「真實」、「進步」的信念,我們在紙本媒體時代曾創造了「讓事實說話,讓政治人物不敢說謊話」的口碑,如今我們要在網路媒體時代把這個責任延續下去。

我們要打造獨立自主的優質媒體,才能無所偏倚、無所忌憚、發揮專業能力,全心全力檢視公共政策,以監督政府,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這一切都需要您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就是現在,請您與《新新聞》攜手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