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10 09:00
鹽寮反核自救會成員12月4日再度走上過去抗議的路途。(李佳穎攝)
12月18日即將見真章的重啟核四公投,是台灣公投史上,第三次針對核能發電的民意表態。毗鄰3座核電廠的北海岸與東北角的居民,怎麼看待這座規畫至今41年仍然爭議不止的核四廠?
「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了!」台二線上砂石車聲隆隆,已經超過75歲的楊阿姨扯破喉嚨這麼說。41年來,楊阿姨已經走上街頭無數次,只為抗議佇立在自家海灘用品店外5公里的核四廠。18日的重啟核四公投,她將要第3次為核四投下反對票。
公投前兩周,21位持反核理念的人士從貢寮核四廠門口出發,象徵核四廠半徑5公里內的21個里,一路步行前往台北,模擬核災發生時逃往台北的70公里路程,她決定一起走一段路。和楊阿姨走在一起的是鹽寮反核自救會的成員與在地居民,長年強烈表達地方上反對核四的聲音。
當2018年的「以核養綠」公投低空飛過公投門檻而獲通過時,貢寮是少數不同意票多於同意票的地區,核四廠所在的龍門里,不同意票比率達56%,是貢寮區不同意票比率最高的村里。而1994年的地方公投,不同意核四興建的民意高達96%。
「這是一個政治的電廠!」楊阿姨沿路上叨念這句話,猶記得地方傳出興建核四的消息時,台電當時以缺電為由說服地方居民同意,沒有環評、沒有地質報告,沒有地方說明會,全憑政治人物大手一揮,決定蓋或不蓋。
楊阿姨在福隆出生、長大、工作、組成家庭,她最不捨的是福隆這片海灘將受到核四廠的衝擊。她提到,核四的出水口曾規畫在福隆沙灘上,經過自救會連年抗爭、走上法院狀告台電,才變更設計。往後幾年,台電連年變更核四的工程設計,「根本就是一台拼裝車。」
「我阿嬤說,以前東北角曾經發生過海嘯,台電可以保證未來不會有嗎?」自救會成員個個頭髮花白,講起話來卻鏗鏘有力。楊阿姨接著說:「我們目前有任何技術可以阻止一旦發生核災的輻射擴散嗎?如果沒有辦法,那就不應該允許核能發電。」
自救會的成員腳程慢,踽踽步行在隊伍後頭,最前方領隊的則是一行21人的隊伍。隊伍中年紀最長的是家住三芝的何小姐,20年前結婚生子是她關注社會議題的契機,首重的即是離家15公里、位於石門的核一廠。
她早在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率領「人民作主」志工團環島苦行訴求「停建核四」時就跟著走過一段路,也試圖呼籲罷免地方上擁護核電的立委,她當時就發現:「比起貢寮,三芝的鄰居、社區多半不願表態。」
住在鄰近核一廠的三芝,對於核電廠的認識其實是台電依發電量發放給電廠周邊社區,每年每戶幾千元的「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也就是俗稱的回饋金。核一廠因停機除役而減少回饋金後,還一度引起周邊居民反彈。
何小姐提到,從家庭到學校,處處能見到回饋金或補助款的影子,因此當核一廠在2013年傳出可能延役時,地方上沒有太多反對聲音。2018年的「以核養綠」公投,三芝區的同意票達到57%。
「有了小孩,就會開始思考、查資料,如何提供給他們永續的生活環境,從輻射危害或是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這才發現北海岸與東北角的3座核電廠是非常危險的能源。」因此,何小姐對於地方居民漠不關心、不願表態的態度總是「又疑問、又難過」。
何小姐分享,當地方上傳出核一廠可能延役的風聲時,她和幾位反對的家長就打算在當時選區立委吳育昇到學校參加公開活動時遞出連署書,表達反對之意,卻被學校軟性阻撓。爾後,吳育昇被提案罷免,何小姐也因他執意擁核的態度參與連署,最後也不了了之。
若不是工作、居住在北海岸和東北角,許多人幾乎對核電廠一無所知。2010年夏天,家住新竹的賴先生考取到萬里國小幼兒園擔任代理教師,「我到那裡工作才知道,原來核一、二、四廠都在北部,而且學校距離核二廠只有5公里。」
幼教老師有一個重要的工作是餵藥,每年的11、12月是流感爆發的季節,家長都會在聯絡簿叮囑老師提醒小朋友吃藥,又或是老師主動發現學生咳嗽、流鼻水時也會在書包中翻找學生的藥袋,以免他們錯過吃藥時間。
賴先生印象很深刻,有一天他從學生書包找到一包夾鏈袋裡的藥丸,以為是感冒藥要讓小朋友吃下,緊急被同事阻止:「這是碘片,不是感冒藥!」同事住在萬里,一眼就認出碘片,但這卻是初來乍到萬里工作3個月的賴先生第一回聽到「碘片」。
賴先生後來查了資料才知道,碘片是指示用藥,藥局買不到、沒有醫師指示也不能隨意服用,核一、二、三廠半徑8公里以內的居民都會收到地方衛生所定期發放的碘片,以防核災發生時游離碘侵入甲狀腺。萬里國小距離核二廠只有5公里。
根據原能會公佈的「核子事故應變指南」,若核電廠發生緊急事故,將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發布核災警報,民眾必須採取自我防護掩蔽,並根據應變中心下達的命令服用碘片,核電廠5公里內的居民常備2天量,鄉鎮市區衛生所另外保管2天量,且應存放於兒童觸摸不到的位置。
因此,賴先生大感驚訝:「為什麼碘片會隨意出現在小朋友的書包裡?家長和小朋友都知道如何使用碘片嗎?」沒想到,同事卻透露,北海岸居民都習以為常,「如果我不小心讓小朋友吃下碘片,會發生什麼事?出事了誰又該負責任?」他沒有答案。
幾個月後,日本發生福島核災,賴先生還記得,當天下午3點,學校就要老師通知家長,一一將小朋友帶回家,就因擔心海嘯來襲,波及沿海的核電廠。他還記得,當天老師們手忙腳亂終於把學生都送回家,但他不禁擔心:「作為萬里的幼兒園教師,我從來不知道核災來臨的時候要怎麼辦?」
賴先生先後在萬里、金山擔任幼教老師近兩年的時間,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如何使用碘片、海嘯來臨時要帶學生逃往何處,種種疑問讓他不信任國家與社會有能力因應核災。「況且,我們真的有地方可以逃嗎?」這是他最深層的疑問。
何小姐也有同樣的問題。回想福島核災發生當天,她正在兒子就讀的小學擔任志工,學校聽到新聞後就下令家長趕忙接送學生返家,以防任何意外發生。她擔心只將小孩帶回家「逃得不夠遠」,還將他帶回娘家,所幸只是虛驚一場。
何小姐雖曾聽聞核電廠每年都會舉辦核能安全演習,但她從未親身經歷參與,「我作為一個在地人,並沒有被周詳告知。」雖然核一廠已經除役,但若核四重啟,她仍住在核四廠80公里外──福島核災時美國呼籲僑民撤離的範圍,依舊不知道災難發生時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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