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新新聞》蔣經國喪後1年 郭婉容參加亞銀全會,成為國民政府來台後首位進入北京的高級官員

郭婉容於1989年率團前往北京,參加第22屆亞洲開發銀行全會,創下歷史紀錄。(新新聞資料照)

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篇報導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在台灣島內掀起了一陣緊張氛圍,接任總統的李登輝被認為不過是另一個過渡性質的嚴家淦,台灣和美國、和「國共不兩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會怎麼演變,當時每一個人都沒有信心能下定論。

偏偏隔年5月的第22屆亞洲開發銀行全會將在北京召開,台灣原是以「中華民國」在1966年就加入的亞銀創始會員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亞銀後,於1986年名稱被改為「Taipei, China」(後來香港回歸中國後,逗號後面的空格被去掉,以示台灣和香港並非相同層級的政治實體)。對此待遇台灣政府當然感到不滿,做出種種動作以為抗議,甚至還曾在某屆全會發生代表團把名牌用膠帶貼起來的情事。

更糟的是,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北京政權,在台北政府的定位還是「國家的叛亂團體」,官員去到北京遇到這些「叛匪」頭子、面對「叛亂團體」的旗幟和歌曲該如何反應,原來已經是難以處理的問題,更何況在那個國家未來該怎麼走大家還沒個答案的時候。

但台灣代表團最終還是在時任俞國華內閣財政部長的亞銀董事郭婉容帶領下,前往北京,郭婉容因此成為國民黨政權敗退來到台灣後,第一位進入中國、到達北京的中華民國高級官員。由於這屆亞銀全會是台灣開放媒體前往中國採訪後的第一個官方層級大事件,大批台灣記者申請前往北京(根據1位亞銀他國代表的說法,那次大會的press全被台灣記者dominate了),就是為了親眼見證、親手記錄這個歷史事件。

根據《新新聞》當時的紀實報導,當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大會奏起中國國歌之時,台灣的記者一個個跳上桌子椅子,甚至還有脫了鞋子襪子的,就為了捕捉一個歷史鏡頭──台灣代表團會怎樣反應。

這篇於1989年5月8日出刊的《新新聞》報導,忠實地記錄下那個歷史場合的重要動靜,並且完整交代代表團在北京的各項行動,以及在政治敏感場合所做動作的決策前因後果。(新新聞編輯部)

5月4日早上不到9點,天安門廣場旁的建築物──人民大會堂,離第22屆亞洲開發銀行全會正式開幕典禮10點還有1個多小時,來自47個不同地區國家的代表們已陸續進場。會場階梯前一字排開的公安人員,戒備森嚴之下,記者規定從最右邊的大門進入,通過X光和電子儀器檢査後始得放行。

紅星之下人聲沸騰

進入能容納幾千人開會的大會會場,分前後段席位的中間走道上已架滿各電視台攝影機和搶占最佳角度的媒體攝影記者。室内大放光明,高聳的迴旋型屋頂中央一顆發光的大紅星,紅星下人聲逐漸沸騰。

9點整,台灣代表團理事郭婉容等一行12人在記者簇擁下進入會場,中華民國的政府官員首度踏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會殿堂的人民大會堂,郭婉容、副理事薛毓麒和臨時副理事謝森中等3人在大會安排的第11排中間偏右的位置坐下來,其餘各人在較後段位置安頓下來。

謝森中,央行總裁、國策顧問、經建會副主委、海基會副董事長、李登輝政府。(新新聞資料照)
後來擔任央行總裁的謝森中,也參與了1989年在北京舉辦的第22屆亞洲開發銀行全會。(新新聞資料照)

10點整大會開始,對關心亞銀年會的台灣朝野而言,整個會議的最高潮也將開始,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進入會場,隨之奏起中共國歌,後半段的記者群頓時大亂,脫了襪的、穿了鞋的記者一個個跳上桌子椅子,你推我擠的全神貫注於第11排3個位置的動靜。台灣的跳桌功夫搬來北京,「莊嚴肅穆」的人民大會堂大概從未遭此噩運。

結果終於揭曉──中華民國的代表在楊尚昆進場及奏起中共國歌時皆起立致意,一位代表團成員事後說:「聽到中共國歌的時候,真想自殺。」雖然楊尚昆離場時3位代表並未起立,稍後也沒出席楊尚昆主持的午宴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會見活動,但起立一事在國内引起的爭議和層層衝擊,已不能避免。

謝謝大家一切愉快

回顧過去幾天郭婉容在北京的表現,使人感到缺乏足夠的跡象顯示代表團將做這樣的決定。

5月1日下午,台灣代表團持亞銀當局發給的身分證明文件經東京抵達北京。為了採訪這項具突破性政治意義的新聞,再加上台灣剛開放記者赴大陸採訪,一百多位記者從台灣蜂湧至北京,並從第一天起陷入競爭戰。財力雄厚的媒體一舉派出十幾個人手,調配充裕,比較小的媒體只好採取聯合作戰方式,以免漏了新聞,1位外國代表曾說這次大會的press全被台灣記者dominate了。

在苦等數小時,以及飽嘗中共公安人員粗魯的開道推擠後,只見郭婉容從大玻璃門的貴賓室内走出來,氣色非常好,但除了「謝謝大家」、「一切很愉快」,沒有更多的評論,幾步踏上事先準備好的車子,揚長而去,她還沒到下榻的長城飯店,另一批記者已經在那裡等候多時了。當天接機的是亞銀的秘書長,未有更高級的中共亞銀人員前往接機。

支持《新新聞》

打造獨立自主的優質媒體,需要您做後盾!

點此支持《新新聞》,與我們攜手檢視公共政策、監督政府,守護台灣民主自由進步價值。

5月2日第2天,數十位記者像無頭蒼蠅般的在長城飯店大堂亂轉,尋找「獵物」,悶極在沙發上打起瞌睡,郭婉容一整天沒下樓,只在住的16樓和其他國家代表住的樓層間活動。雖是代表登記報到的第一天,她卻已在前一天晚上由大會特地為她辦妥報到手續,為擺脫記者的緊迫釘人,代表團兵分數路,搞得記者先生小姐們施出渾身解數,玩起「官兵抓強盜」障眼迷藏遊戲。

當天最糗的事是關政司司長賴英照趨車前往人民大會堂,卻不得其門而入。有人認為這是賴英照沒搞清楚大陸狀況,誤把人民大會堂當台灣的國民大會或國父紀念館,沒事先作好溝通。雖然事後郭婉容表示是去估算一下長城飯店到開幕會場的車程,但這種資訊顯然不需親身去試才能得知。

今天的天氣哈哈哈

這一天郭婉容與中共亞銀代表團副團長邱晴的見面,是最有意思的活動,但雙方姿態均相當低,大部份記者都是於當天稍後舉行的記者會中,才由一位香港記者的提問中得悉此事。雙方話題仍是最無聊的,但也是中共官員最喜歡談的「今天天氣哈哈哈」。

5月3日上午,代表團出遊紫禁城,這是團員抵北京後的首次公開遊覽活動,但僅走馬觀花,一直線的前門進後門出,且郭婉容並未隨團前往。這天早上她的主要活動是拜會亞銀總裁藤岡真佐夫。

賴英照、財政部關政司司長、台灣省財政廳廳長、台灣省副省長、行政院副院長、司法院長。(新新聞資料照)
賴英照到北京參加第22屆亞洲開發銀行全會時,曾發生趨車前往人民大會堂,卻不得其門而入的糗事。(新新聞資料照)

同一晚,即亞銀開幕前,藤岡舉行大型酒會,郭婉容很早到達會場,停留約20分鐘即離場,因此未與任何中共代表們照面,此次亞銀理事會主席、中共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在她之後離場。在郭婉容停留的短時間内,眼光仍不免台灣記者的緊步逼問,央行國庫局局長薛維忠皺著眉頭對台灣記者說:「不要整天盯著部長,應該讓她多點機會和其他國家代表接觸,免得人家以為我們沒人。」記者一聽此話立即做鳥獸散,當晚酒會由頭至尾不見邱晴影子。

台灣代表團在開幕前的表現,符合盡量不與中共人員接觸的原則。但未免外界「整天窩在房裡」「不與外界接觸」之諷,郭婉容每天固定和記者見一次面,對外傳達她的活動,間中亦讓團員出去走走,避免「自閉」印象。還是在這樣堅守不願與中共接觸的原則,所表現出的以一個擁有主權的創始會員國態度自居的情況下,對於開幕儀式上的起立聆聽中共國歌,使許多意識型態較重的人難以消化。

台灣記者強硬譴責

台灣有人認為開幕式事實是不用參加的,或可以「局部參加」,即奏完中共國歌後才進場,不僅台灣内部有意見,開幕當天下午例行記者會中,台灣記者們即有兩派不同意見,這由發問中可明顯看出,部分記者甚至以前所未有的略帶質問、譴責的強硬語氣對此事提出質疑。

據可靠的消息,台灣代表團成員對應以何種方式出席開幕禮,内部確有不同意見。代表團自抵北京開始,每晚均固定聚會一次,台北記者不少住在長城飯店,有人曾在晚上經過代表團成員房口時聽到團員爭執的聲音。雖然沒有人明講,但薛毓麟和部分團員在接受記者訪問或交談時,言語中頗有不滿的情緒。究竟參加開幕禮的決策如何形成,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在記者會中,曾有台北記者問郭婉容,總統李登輝在代表團啓程前有無任何原則指示,以及最後在開幕式中起立是誰的決定,郭婉容的答覆前者是沒有,後者則未予正面回答,但是一般像這樣具重大政治象徵意義的決定,很難想像它事先沒有經過李登輝的點頭。換句話,這個決策是在台灣作成,並非郭婉容個人因素。在記者會中受到某些媒體的查問後,郭婉容當晚在被另一些記者問及此事時,幾乎掉下淚來,心情既激動又委屈地表示:「我只是執行國家的任務,誰願意在五星旗下聽中共的國歌?」

李登輝打出的「兩國論」是一石多鳥的牌。(新新聞資料照)
第22屆亞洲開發銀行全會代表團起立聆聽「義勇軍進行曲」,理應有時任總統李登輝的授權。(新新聞資料照)

李登輝對處理國際問題的態度,自他3月初訪問新加坡回來後更為清楚。郭婉容不介意大陸記者稱她為「郭女士」,並說「我本來就是郭女士」,與李登輝說對「台灣來的總統」一辭「不滿意但接受」,有異曲同工之妙。簡單一句話是要以更彈性的做法,爭取更大的空間。

大原則下彈性處理

大的政策原則雖然早在台北訂出,但在一些較細節和具體的技術性問題上,郭婉容卻被授權有彈性處理的空間。只是這個彈性的上下限究竟到什麼程度,大概只有郭婉容本人知道,其他團員,即使是薛毓麒也未必了然。但這個大原則的最低要求,應是在不破壞大會氣氛的前提下,爭取最好的條件,去年代表團把名牌用膠帶貼起來的小把戲,只能有一次,絕不能試第二次。破壞大會氣氛,到時候吃虧的還是自己,何況這次會議是在北京召開。

無論彈性的上下限如何,當決策落實到具體的決定時,難免要有爭議。郭婉容這次拉到北京的人馬,有財經和外交兩方面。據了解意,識型態較強,以薛毓麒這位老外交官為首的外交系人馬,在開幕前一晚的團員會議中,曾堅持不在奏中共國歌時起立,這由事後薛毓麒的不滿言論中也可看出,但郭婉容為團長,在服從團長決議的壓力下,最後終於逼使外交系放棄,財經人馬獲得勝利。要這些一生秉持忠黨愛國思想,聽慣漢賊不兩立的人聆聽中共國歌,並向其致意,這分衝擊之大可想而知,也難怪有人要興自殺之念了。

郭婉容未隨其他團員出訪故宮,個人的拜會活動時間不能完全配合固然是原因,團員間對於是否應該出去遊覽有不同的意見,相信也是她的考慮因素之一。畢竟大眾的眼光在她身上,她的留守飯店可以安撫一些不同意見者的不滿情緒。

總括而言,台北代表團參加此次亞銀年會,最普遍受到爭議的有幾點。

第一,郭婉容從第一次記者會起,即一再強調要繼續和亞銀年會當局「交涉」。這和去年under protest(私下反對)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一位日本記者因此明確地要求郭婉容澄清到底是「交涉」還是「抗議」,因今年似乎已絕口不提「抗議」。郭婉容回答是「交涉」,之所以交涉,因為希望有結果。抗議固然也是交涉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且不一定會有結果,把這番話和代表團開幕式上的表現聯繋起來看,其所持原則態度相當清楚,尋求一種祥和友善氣氛的意願顯而易見。

第二,在名稱問題方面,今年台北代表團進入開幕會場時配戴了「Taipei China」的名牌,且未像去年般在上面動手脚,引起記者「是否表示接受『中國台北」名稱」的質疑。郭婉容回答兩年做法不同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中華民國仍不接受這個名稱。名牌對他們來說算是一種「通行證」,按顔色入座,是因為開會才把它戴起來,絕不能因為戴了這個通行證就表示我們接受了「中國台北」的稱呼。

第三,是對台灣的大陸政策的衝擊,尤其是在貿易方面。一個經常被提出的問題是,代表團赴北京與會,是否意味台灣在大陸政策上會有所修正,比如廠商可以到大陸來投資。雖然郭婉容也一再強調她只是來參加一項國際性會議和大陸政策完全是兩回事,大部分人似乎仍難以信服,從台灣股票又掀起另一波狂飆可資佐證。

中共淡化處理台北代表團與會新聞

一方面是台灣抗議的姿態低了許多,另一方面是中共淡化處理台北代表團與會的新聞,郭婉容抵京當天的電視新聞中並無此段消息。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只有一則此行的簡短報導,亞銀開幕禮當晚,電視螢幕上有限的面部特寫中,郭婉容雖是當中一個,卻並未特别在文字中提到台北代表團。

中共這種低調新聞處理方式,與去年處理3位台灣科學家到北京開會的新聞一樣,不想大張旗鼓的宣傳堵死了剛打開的、某種形式的兩岸官方接觸大門,中共代表團副團長邱晴在5月5日的記者會中,對與台灣有關的問題皆答得相當客氣、友善。理由無他,都是對彼此一種善意的回應。

先是台灣開放大陸政策。台灣獲准以「中華台北」名義參加在大陸舉辦的體育賽事,是大陸對台灣此一政策的善意回應。中共對台灣「一國兩府」的提議未有過激反應,也可視為對台灣作出席亞銀決定的善意回應。而台北代表團在會上的低姿態「抗議」,更可視為是一種對善意回應的善意回報,所營造出的,即是雙方的和協氣氛。

5月4日,台灣代表團出席李貴鮮為所有理事長的晚宴,中共財政部長王丙乾和邱晴均有出席。雙方握手寒喧之際,黃河清立委擔心的「接觸」於焉發生,在融洽的氣氛下晚宴持續3小時才結束。

截至目前為止,郭婉容等一行的活動並未逾越一直以來他們所揭示的原則──不參加亞銀組織安排以外的任何活動。持有亞銀職務的中共官員如李貴鮮等人他們見,未有亞銀職務的官員如楊尚昆、趙紫陽等人則不見。就整個代表團而言,它與會的目的基本上是達到了 。

緩和兩岸的緊張對立關係,是近年來雙方努力的目標。為了持續這種和諧關係和爭取更多的國際認同空間,對於亞銀代表團這次點到即止的抗議方式,台灣各界實在無需太過苛求。問題是島内因此而引起的種種後續政治衝擊將如何解決,只好留待國民黨去頭痛了。

(本文原刊登於1989年5月8日出版的113期《新新聞》)

讓事實說話,讓政治人物不敢說謊話

──《新新聞》需要您的贊助支持

在1987解嚴那一年創立的《新新聞》,秉持「公正」、「真實」、「進步」的信念,我們在紙本媒體時代曾創造了「讓事實說話,讓政治人物不敢說謊話」的口碑,如今我們要在網路媒體時代把這個責任延續下去。

我們要打造獨立自主的優質媒體,才能無所偏倚、無所忌憚、發揮專業能力,全心全力檢視公共政策,以監督政府,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這一切都需要您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就是現在,請您與《新新聞》攜手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