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20 08:40
總統賴清德提出「返核」引發不少爭議。（資料照，柯承惠攝）
在台灣政經發展的長河中，陳博志教授的名字始終與「直言」二字緊密相連。作為李登輝總統時代經濟顧問小組的核心成員，在扁政府時期擔任經建會主委，他在財經界的輩份與影響力，早已跨越了世代與黨派。可以說從蔡英文前總統到現任副閣揆鄭麗君、外交部長林佳龍以及經濟部長龔明鑫，許多今日台灣的決策核心，都得稱呼他一聲「老師」。
陳博志不僅是一位經濟學家，更是以直言不諱的「知識份子」自居，當年蔡英文政府甫上任，大張旗鼓推動前瞻基礎建設中的鐵道計畫時，身為「國師」的他，卻在第一時間公開疾呼「應該緩一緩」。
這在當時引發了軒然大波，有人認為他不給「蔡總統」面子，但陳博志堅持，決策者必須看見資源配置的優先順序。這種「不畏人言、不循私情」的性格，讓他對政府重大政策的評論，顯得格外具有參考價值。
過去他常強調，領導者身邊必須要「魏徵」，尤其在做重大決策時，更應當謹記三句話，作為時刻自省的鏡子，這三句話分別為：
一、「做重大決策時，若沒聽到反對意見，請先別做。」這源自奇異電子（GE）前總裁喬治·威爾許（Jack Welch）的名言。陳博志認為，缺乏辯證的共識往往是災難的開端，唯有在反對聲浪中屹立不搖的方案，才具備可行性。
二、「即使是敵人講的話，也一定有參考價值。」政治對立不應成為資訊封閉的理由。對手的攻擊往往直指政策最脆弱的痛點，領導者應有納百川的氣量，從批評中尋找修正的契機。
三、「政府千萬別陷入『途徑依賴』（Path Dependence）。」這是經濟學的重要觀念，意指當我們走錯路時，常因面子、慣性或既有的政治包袱，而選擇一意孤行。陳博志主張，敢於認錯、敢於修改，人民才會更尊敬。「朝令有錯，夕改又何妨？」這種彈性，才是民主治理的韌性所在。
這三句話，不僅是陳博志對總統賴清德的期許，也貫穿了他對台灣當前最火熱議題──能源政策──的深刻剖析。
近日，總統賴清德在台中磐石會會長交接典禮上提及能源問題，引發外界對「重啟核電」的廣泛聯想。對此，陳博志有著不同於輿論表層的解讀。他認為，賴清德的談話被過度簡化了。
陳博志指出，賴清德當時真正的意思，是基於立法院通過的決議，行政單位必須依法進行「評估」。這是一個極為精細的法律與程序問題，卻被輿論簡化成「民進黨轉彎了」。
「執政有時候不要想玩模糊，想玩模糊不見得會有利。」陳博志語重心長。在台灣高度對立的政治環境中，模糊發言的後果往往是「兩邊都罵」：在野黨批評你昨是非而今是，支持者則感到被背棄。他認為，賴清德身邊的人，有的確實想透過核電復役來敷衍企業界的壓力，但這種作法若缺乏透明的程序與誠實的溝通，最終只會陷入沒完沒了的政治泥淖。
陳博志強調，如果這是一個「規規矩矩」的程序，從初步檢查、到聘請國外專家（甚至原廠技術人員，儘管有些廠商早已倒閉或整併）、再到符合安全規範與民意同意，這條路極其漫長。他認為，若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老舊核電廠重啟的可能性其實微乎其微。
談到核能，陳博志的視野拉回到了1980年代。他是台灣最早的反核先鋒之一，早自1985年蔣經國總統執政時期，他就在《自立晚報》撰文反對核四。這不是基於意識形態，而是基於經濟成本與公共投資的理性計算。
他回憶，1994年他與李登輝總統的另一位重臣劉泰英，曾在媒體上大打筆戰。當時擁核派的主張是：如果不蓋核四，台灣會因二氧化碳排放被國際貿易組織處罰。陳博志當時便斷言「二氧化碳排放管制不會那麼快到來」，後來京都議定書的演變證明了他的預見。
更重要的是，核四計畫對台灣經濟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陳博志分析，為了等核四，台電其他的電力投資曾一度停頓，公共投資大幅縮減。這是導致1980年代台灣出超過高的原因之一。後來核四遲遲蓋不成，又導致台灣備載容量過低，電力調度陷入險境。
「核四給我們的教訓就是：不要一廂情願在那裡鬧。」陳博志直言，重大決策不能靠一時的執政權或國會優勢就強行推動。如果連李登輝、馬英九這樣擁有高度權力集中的領導人都搞不定核四，現在的賴政府又何必重蹈覆轍？
面對擁核派宣稱「現代核能技術已突飛猛進」，陳博志展現了科學家的嚴謹態度。他批評這種說法是「打混仗」。
「技術進步是指像 SMR（小型核電廠）這樣的新式技術，但我們的核二、核三是50年前蓋的舊機器。」陳博志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就像你不能拿著最新型的電腦軟體，硬要塞進40年前的黑白電腦裡運作。核二、核三的基礎架構是舊的，新的安全標準與監控科技未必能完全兼容。
他進一步提出三大挑戰，任何想重啟核電的人都無法迴避。
1. 機器老化的物理極限：機器跟人一樣會老，50年前的安全標準與現在完全不同。重啟是否要完全遵照現代的最嚴標準？如果做不到，誰敢簽字擔保？
2. 地質斷層的致命隱憂：台灣地質界權威，台大地質系教授陳文山曾多次警示，核三廠下方存有斷層。陳博志主張，如果真要談復役，政府必須先「打下去看」，進行實地探勘，不能對科學家的警告視而不見。
3. 人口密度的生存風險：他引用國際科學期刊《Nature》與《Science》的數據，台灣核電廠周邊30公里半徑內的人口密度，名列全球最危險之首。一旦發生福島級的事故，台灣幾乎沒有撤離的空間。
陳博志提出了一個更具前瞻性的策略：與其糾結於爭議巨大的老舊機組重啟，不如將目光投向 SMR（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他的邏輯很簡單：重啟舊核電廠，從法律評估、技術檢測到修繕，至少也要四、五年的時間。與其花這四、五年去換一個「可能不安全」且「充滿爭議」的舊機器，為什麼不乾脆多燒幾年天然氣，靜待國外SMR技術成熟？
「如果SMR真的那麼好，像他們講的又快又安全，那我們應該等。」陳博志說。既然這是一項革命性的新技術，台灣可以觀察國外運行的實際數據與安全性。如果外國用了十年證明安全，屆時台灣引進也不遲。這不僅能避開現在的政治鬥爭，更是一種對後代子孫負責任的態度。
在專訪的最後，陳博志再次回到他那三句名言的核心。他認為，台灣的社會問題在於「兩個極端」：支持者支持到底，反對者反對到底，兩邊都只看片面的資料，不願去理解對方反對或重啟的條件是什麼。「我們不能因為荷莫茲海峽的能源危機，就忘掉福島311的教訓。」陳博志語氣平緩但堅定。
對他而言，能源政策不應該是政治口號的交換，而應該是科學數據與風險管理的精算。他期許賴清德與其執政團隊，能展現出「朝令有錯，夕改又何妨」的勇氣，誠實面對老舊機組的物理現實，並以耐性與智慧去等待更安全的未來路徑。因為治理國家的藝術，往往不在於推動了多少宏大的計畫，而在於在眾聲喧嘩中，領導者是否擁有一面清澈的鏡子，照見現實的真相，並選擇那條最難走、卻最正確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