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煒專欄:共同富裕─進步年代or強盜時代的開始?

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會帶來進步年代or強盜時代的開始?(新華社)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促進共同富裕」,話出如風,各界紛紛打探、揣測、詮釋,到底「共同富裕」是啥,更重要的是:要如何作?更更更重要的是:誰的財富必須要拿出來跟別人「一起共同富裕」?當然,那些財富多到註定要跟他人「共同富裕」者,有些已被嚇壞趕快「自願捐款」。

中國科技巨擘響應號召開始捐款

雖然外界對這個「共同富裕」的批評、疑慮、政治揣測等不少,但最後會通向「強盜時代」還是「進步年代」,還要再觀察,因為作法的不同,可以導向全然不同的道路去。

習近平提出的「促進共同富裕」,以落實方法而言,是透過國民收入「三次分配」:第1次分配是透過市場機制分配的工資、利潤等,第2次分配是透過政府稅制帶來的所得重分配效果,第3次分配則是社會捐贈,外界把習提出的「共同富裕」重點擺在第3次分配的「社會捐贈」上。

因此,外界看到中國科技巨擘們紛紛響應這個「共同富裕」號召:騰訊馬上宣布投入500億人民幣(約台幣2180億)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畫」,電商平台拚多多宣布未來將投資高達100億元人民幣的獲利,用來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

而在此之前,科技富豪已開始解囊捐贈作公益─7月小米集團創辦人雷軍捐22億美元股票、6月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捐7700萬美元、美團公司創辦人王興捐出23億美元股票、4月騰訊創辦人馬化騰捐贈77億美元協助鄉村脫貧…….。

所得差距惡化,中國名列第4名

不必懷疑,這張名單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肯定會繼續加長。在看到政府對大型民企、高收入影視名人,展開的一連串「整肅」行動後,每個大型企業、每位富豪,肯定會照照鏡子再想想:如果連大咖如馬雲都能被靜音消失,其它人何德何能可不響應此號召?

對習近平提出此政策的目的,有人認為是要藉「劫富濟貧」,搞「大鍋飯」和「平均主義」,也有人認為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手段,藉此整頓政敵、不聽話的企業、要脅富豪支持政府等,也有較「善意的解讀」認為是為了社會維穩才出台此政策。

不過,先不管搞「共同富裕」政策所為何來,中國確實有必要再進行所得重分配,因為中國已經是全世界所得分配、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了。從當年全民都是一窮二白,改革開放後經過40年的「野蠻式成長」,中國固然成就全球第2大經濟體、數億人成功脫貧,但內部所得差距也快速拉大;在野蠻成長年代成就的財富,不少難謂乾淨、道德,而且也都有「風口的豬」的味道。以吉尼係數來看,全球所得差距最嚴重的前3名國家分別是:南非、巴西、阿根廷,中國剛好居第4名,這個名次甚至比居第5名的「資本主義天堂」的美國還前面。

而中國現在的情況,也正好可借鏡百年前的美國。

從鍍金年代到進步時代,美國成就「山巔之城」

美國從19世紀下半開始成長並躍居全球最大經濟體,這是美國經濟快速成長、富豪暴增、財富集中、強盜大亨橫行、劫掠式的資本主義為主流的「野蠻成長」年代,與此同時是:官員貪污、政府腐敗、官位買賣盛行,這就是馬克吐溫筆下的「鍍金年代」。當年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費雪,在1919年在美國經濟協會演講時,就對「不民主的財富集中」提出譴責。

但在鍍金時代之後,美國進入後人稱許的「進步時代」,這是美國歷史上大幅進行社會政治改革與現代化的時代:政治改革讓貪腐減少、文官體系與專業建立,那些強盜大亨被壓制、反托拉斯上路、利益集團被規範…..,當然,還有最重要的關鍵財政創新:極度累進的財產稅制與所得稅的推動。

小羅斯福時代稅率提高到81%

小羅斯福總統當選後,曾經有一項現在看起來極度激進、難以想像的政策:確保所有人的所得都不能超過特定金額,白話文講,就是要把超額所得充公。1936年時,他把最高邊際所得稅率提高到79%、1940年提高到81%,戰爭期間更提高到近100%。這種高達70-90%的最高邊際稅率一直維持到70年代,雷根上台後才一路調降。

因此,如果中國要強化分配,縮小所得與貧富差距,不論是從社會面或經濟面來看,都有其必要與正當性,看看所得差距排名居全球第3的阿根廷吧,百年多前已經是一個比美國還富裕的國家,但至今仍在「中等所得陷阱」中苦苦掙扎,社會經濟體制與貧富差距過鉅,是「阿根廷哭泣」的主要原因。

不過,用什麼方式來縮小所得差距、進行重分配,實現「共同富裕」,卻是大有干係,可以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

進步年代or強盜時代,北京會走那條路?

一種方式是政治、人治的方式,讓企業、富豪在壓力下行「不樂之捐」,吐出身上的金銀財富;這種方式的「好處」之一,就是因為沒有法治化,純靠政治壓力與官員「議價」,因此提供上下其手、中飽私囊的空間,這是讓政府與官員都有誘因成為「強盜」的方式,可為強盜時代的來臨鋪好路。這種方式得到的捐款越多,顯示的只是富豪的「恐懼總和數」非常高,絕非制度的成功,長期而言,也必然打擊企業與經濟。

另外一種方式當然就是「法治化」,不管是對個人所得、企業盈餘、甚至富豪的財產,都可提高稅率、加重稅賦,但重要是要法制化─這其實是回到所謂的「第2次分配」階段;至於第3次分配,即企業或個人的自願捐輸,政府可創造誘因(如減稅、免稅、表揚…. )但不能亦不應施壓強迫,透過法制方式的重分配,是有可能創造類似當年美國的進步年代。

進步年代or強盜時代,你猜北京會走那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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