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爾德專欄:習近平為何矛頭瞄準大富豪,搞「共同富裕」還是階級鬥爭?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8精17日提出野心勃勃「習式經改大計」,也有人認為是另一場毛澤東式的群眾革命。。(新華社)

1978年中共11屆3中全會揭開了改革開放序幕,鄧小平指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為中國開啟了走向資本主義的大門,中國人競相投入市場經濟大潮。42年後,鄧小平這個金科玉律卻受到挑戰,這個重大轉向來自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的企圖,而觸媒則是當時還是中國首富的馬雲。這場野心勃勃「習式經改大計」──也有人認為是另一場毛澤東式群眾革命──正方興未艾。

去年10月底,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在「外灘金融峰會」對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開炮,稱中國面臨的不是「系統性金融風險」,而是「缺乏金融系統的風險」。之後中國金融監管單位大刀揮向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旗下螞蟻集團上市喊停。中國政府為何對馬雲出重手?最好的詮釋就是去年12月 11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16字箴言:「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今年3月15日習近平主持的中央財經委第9次會議再度強調這一點。於是繼阿里集團後,美團、滴滴打車、騰訊等主要靠資訊新科技崛起、被批評為「無序擴張」的「壟斷」財團一個個中槍遭整頓。

接著,習近平嚴厲整頓補教業、私立學校、學區房,要降低學生家長負坦;從六月起,在河北、浙江和深圳等地點嚴管高額銀行帳戶,50萬元以上的公帳戶頭,以及大額私人帳戶(河北10萬以上、深圳20萬、浙江30萬以上),都要嚴查戶頭進出紀錄。依人民銀行說法,此措施是要「加強對可能存在偷逃稅、逃避監管和不合理佔用社會資源的『關鍵少數』現金交易的監測。」

「共同富裕」取代「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鄧小平抽煙
鄧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策略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動力,但也留下巨幅貧富差距。

習近平針對富豪、大財團的整治未稍歇,8月17日中央財經委第10次會議召開,更完整地揭示習近平的「經濟改革」大藍圖。這個野心勃勃大計的精華就在會議官方新聞稿中、這段不到200字的文字中: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准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這段話中幾個關鍵字:「共同富裕」、「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橄欖型分配結構」。當然,第一句「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可以視之為中共意識型態下的陳腔濫調,也可以解釋成習近平發動這場運動的首要目的──爭取「廣大人民群眾」支持。

「共同富裕」一詞最早是毛澤東在1950年初談「農業合作化」時提出:「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也就是藉由消滅私有制、推動合作來提高並拉平農民收入。六十多年後,毛澤東的「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被習近平的「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取代。

鄧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策略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動力,但也留頭巨幅貧富差距。依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資料,中國從2003年到2019年Gini系數在0.462到0.491之間,2019年為0.462,統計局自己的說明是,基尼系數「0.2-0.3之間時較為平均,0.3-0.4之間時比較合理,0.4-0.5時差距過大,大於0.5時差距懸殊」,而一般認為統計局的資料還過於保守,一些學術機構估算中國基尼系數更高。此外,鄧小平路線也為中國創造了全球最多的富豪──2021年公布的胡潤富豪榜,中國身價逾十億美元的富豪有比1058位,是美國696位的1.5倍以上。

藉「第三次分配」實現共產黨人「初心」?

中國政府該做的移轉性支出上還有太多以改進的空間沒做好,為何先談「第三次分配」?一種陰謀論是習大要向富豪開刀,也就是把毛澤東的清算鬥爭用新的名義在新時代復活。

習近平認為,「共同富裕」是共產黨人不能忘的「初心」,而中共18大之後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到了今年初他布農村全面脫貧、中國建成小康社會後,他要「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但他也強調,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怎麼促進?他提出的藥方就是「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指透過市場機制進行收入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調節而進行的分配,例如稅收、社會福利制度以及移轉性收入;而「第三次分配」則指個人或組織的捐輸。

富比士2021富豪榜(播拍自網路)
2021年富比士中國慈善檺前三大富豪都沒能「花錢消災」(翻拍自富比士).jpg(播拍自網路)

在中國,第三次分配這個概念最早是經濟學者厲以寧在1992年提出,他強調要用「道德力量」讓個人自願進行捐輸。2019年中共19屆四中全會也明確把「第三次分配」列為收入分配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確立公益事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

如果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先進國家的政府在所得重分配中扮演的角色愈見重要。習近平要促進社會平等,重點應該是放在「第二次分配」的改革,也就是在稅制、社福以及各種移轉性收入的制度完善。但中國在政府該做的移轉性支出上還有太多可以改進的空間沒做好,為何先談「第三次分配」?

一種陰謀論是:習大要用「社會公平正義」為武器向富豪開刀,讓他們「受到道德感召」而「自願」做慈善。也就是把毛澤東的清算鬥爭用新的名義在新時代復活,增加國家對富豪的控制力。從19屆四中全會列入「第三次分配」後,中國富豪們都紛紛受到「道德感召」,據富比士發布的2021年的中國慈善榜單,2020年馬雲以32.2億捐贈總額獲得了「中國首善」稱號,恆大集團的許家印以30.4億排在第二,勝訊馬化騰26億元排第三,榜單前100名共捐輸245.1億元。不過富豪似乎花錢卻沒能消災,這前三大慈善家最近生意都備受打擊、處境艱難。

最近《華爾街日報》一則報導指出,去年夏天,馬雲在合肥邀請安徽省援助湖北疫情鄂醫療隊員吃火鍋以示感謝,卻讓惹火政府高層領導,官員認為,以馬雲身份不應該由他出面來感謝這些抗疫英雄。若這個報導正確,就代表著習大只想割富豪的羊毛,卻不許富豪藉善行博名聲。

「習大總路線」把富豪當箭靶子

這種結合毛澤東式群眾運動與社會主義分配正義的路線,應可獲得中國民眾的支持,有助於習近平平穩過渡到二十大。不過,他打擊民間公民組織,讓「橄欖型分配結構」中空,無力自主撐起。

習近平很清楚的意識到,如今中國的發展外有美國與盟友抵制,內有財政危機、分配不均。內外交迫侵蝕他的統治正當性,讓他明年二十大「登基」的不確定風險提高。所以習近平必須抓住「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在政治上就是繼續把民族主義發揚光大,把「中國復興夢」繼續唱紅;而在經濟社會政策上,一方面提出「雙循環」、藉內需彌補出口和海外投資面臨愈來愈多的限制;一方面展現出「苦民所苦,急民所急」,從分配面消解民眾對社會不公平的怨怒;同時繼續推動「國進民退」的國家集權發展路線。

雄安新區(新華社)
習近平力推的「千年大計」雄安新區開發案發展不順,已從國家級計畫到河北省級。(新華社)

在「習大總路線」下,富豪就成箭靶子,既要防範他們侵蝕國家對經濟的主導權,也讓他們為中國的貧富不均埋單、「自願」進行「三次分配」。

這種結合毛澤東式群眾運動與社會主義分配正義的路線,應該是可以獲得中國民眾的支持,有助於習近平平穩過渡到二十大。不過,他不僅反壟斷集團,同時也打擊民間公民組織,讓「橄欖型分配結構」的「中間大」的部分成了中空,無力自主撐起,只能接受國家調控。這種一切由上而下的主導方式能持續多久?就像習近平力推的「千年大計」雄安新區開發案發展不順,已從國家級計畫到河北省級,如今國務院又要在浙江推動「共同富裕示範區」,但真能實現嗎?

也許習近平沒想那麼遠,他最在意的還是明年二十大登基;至於「共同富裕」,還有下個一百年的時間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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