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威全專欄:那些監控我的人─黃國書被迫退出政壇,轉型正義仍是迷霧

圖為校園監控資料照,取自促轉會劇情片《反白》@youtube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被揪出曾是情治單位的線人,宣佈將退出政壇。他頗具基層實力、文教政策用心,好立委,仍被派系處決。我聽他講過踏入台中政壇的緣起,洪奇昌空降台中參選立委,黃國書助選、協助推動政策與經營基層,然後參選市議員。黃國書說:「因為幫洪奇昌以後就一直留在台中。」他這番話,目的在指出年輕人在國民黨機會少,不如在民進黨能獲得重視。

黃國書對洪奇昌長期有功,但洪已離開新潮流,此次事件無能保他。

有輿論批評新潮流,此刻傾力推動反罷免,協助陳柏惟;對於多年情誼的黃國書卻如此冷酷。我認為,兩件事情公私有別。陳柏惟若被罷免,可能引發骨牌效應,年底公投民進黨全輸,傷及總統蔡英文威望,新潮流中部大老常受蔡英文請託操盤各式選戰,非出手幫陳柏惟不可。而黃國書案,涉及背叛友誼。

當過抓耙仔現在仍在政壇的民進黨人,50初頭到60歲的,還有好幾個。抓耙仔有很多型態,如果把出身國民黨社團的學運世代也算入,更多。黃國書情節嚴重,他加入民進黨、參與輔選後仍持續提供情報,這案子關乎被監控者的個人情感,如果我是被他監控的對象,很難揣測知道真相後,個人會有什反應,所以我無法價值論斷新潮流的作法。

立委黃國書。(柯承惠攝)
立委黃國書被爆曾為線民,他坦承並宣布任期屆滿不再選舉,退出政壇。(柯承惠攝)

2019年12月3日我到促轉會閱讀我學生時代被情治單位監控的檔案,兩百多頁,中部大學裏最豐厚的紀錄,裡面被註記的還有很多學長、朋友的名字。檔案裡情治單位紀錄了學運發展的脈絡,不太精確,有些紀錄太誇大,顯然是情治人員為了表功兒加油添醋,也有些片段頗翔實,連三、五朋友在我房間的談話內容都一清二楚。關於學運與政治黨派的關係,情治單位的分析牽強牽扯。

情治檔案裡說,當時我與學運朋友們接受新潮流的指令行事,也提到我與好友到夏潮系統的陳映真辦公室開會。若真如此,當時我們應該是新潮流與夏潮間的雙面諜。當時有些新潮流與夏潮的前輩,常到東海來,各方都想深化在校園的影響力,但情治人員總喜歡把學運連結上政治黨派高層,特別是民進黨成立後,情治檔案上呈現學運受民進黨某些人指揮,這樣寫才顯得蒐集到了高價值情報。檔案裡面沒寫的是,那幾年大多學運社團對民進黨保持距離、猛烈批判。事後有些人才加入他們年輕時不滿的民進黨,青年離開校園圍牆的保護投入政治第一線,黨派有新血是好事,也證明黨派影響力的重點不在理想或論述,在於提供年輕人離開校園後的政治利基。

情治檔案,別人為我寫的生活誌,邊看邊回想,大學時我生活重心都在學運,放棄學業。情治檔案裡製作了我個人小傳,成長背景、父母和弟弟們的資料都有,情治人員寫說,看不出單純的家庭背景與我的偏激有何關聯,他們企圖找尋我偏激、投入學運的原因,沒找到答案。

看著情治檔案,心裡沒有太多義憤填膺或國仇家恨,但很多惆悵,很多當年一起熬夜編地下刊物的朋友,多年未聯繫,懷念那時大家一起擠在我房間睡覺,很天真。媒體報導某些政治前輩讀完自己的情治檔案後,慷慨激昂,我鄙夷多於尊敬。都快走入棺材的人了,能不能罵些新鮮的?幾十年了還是只會罵國民黨。把萬惡歸於國民黨,天地就水清河晏、正義平反了?被監視,很不爽,但是我無法把那些涉及監控的人,每位都當作惡魔黨,以為自己就是科學小飛俠,是絕對正義的一方。

學運時,在對立面或監控我的有幾種人。

我大學時的校長梅可望,政治派系屬夫人(蔣宋美齡)派,他比一般的大學校長有特殊的政治歷練,對他而言學運不是對錯問題,而是勝者為王的權力邏輯。他很高明地把校內學運控制在他認為還可掌控的範圍,避免誘發更大衝突。因此我從不擔心被記過開除,我蹺課太多,校方總會提醒我得去上課,以免被退學。我父母曾拜訪梅校長,在我父母面前他對我一句抱怨與數落都沒講,只有話家常。他會利用學運,大學法改革時,他希望學生上街頭時為私校發聲。我住院開刀,他到病房探訪,哈哈大笑:「強人終於病倒了。」不掩飾他的幸災樂禍。臨床的榮民伯伯對我說,你一定是模範生。因為校長、訓導長以及許多主任、教授絡繹不絕,這就是梅可望的手法。

閱讀情治檔案,我看出有些資訊是大學校方提供給調查局的,但校方掌握的資訊絕對不只這些,只是選擇性地提供監控資訊給調查局,可以看出兩者間互不隸屬,也各有盤算。

當時的總教官,風格頗類似,他從沒約詢我;一般教官討厭我,理所當然,因為我增添了他們工作負擔。總教官的退休歡送會後,他與教官們在文理大道合影,有點醉意的他看到我,遠遠招手,歡欣地要攝影機與照相機拍我與他的合影做紀念。其他教官們表情尷尬,他們的老長官竟然與敵為友、敵我不分,給予偏激學生如此殊榮。總教官在我耳邊說,要我有時也理解一下別人的處境,像系教官因為管不了我,在校方會議大庭廣眾下被校長斥責,罵說中華民國的軍人就是遵守命令,哪來那多藉口。系教官屆退休,被公開罵,總教官認為情何以堪。

梅可望與總教官當然反對我的言行,對他們而言,我未必錯,但確實是麻煩份子,不過以他們經歷過的時代經驗,我們的學運只是騷動不是運動。

多數教官們是另一類,認為我就是壞學生,所為所言都錯。課外活動組梁組長也認為我就是國家敗類,他想不通為何會有我這種人活在社會。他樸實的農家小孩,來自我家鄉隔壁,彰化秀水人,苦讀出身,成為少見的本土工程博士,專業很優秀。但每次與他碰面,都是大吵架。我實在受不了他腦筋硬梆梆,我再怎麼有理由,講理論法,他都不接受,明明講不過我,仍執迷不悟。後來,我心情不好時,會刻意找他,因為碰面一定吵架,我可以把氣發在他身上。這素樸的工程人,我的對立面,但我從不覺得他是壞人,我不會定性他是什麼黨國體制的鷹犬。

在學運對立面的,許多是既有體制裡的正常人,很難將他們當成什麼體制的幫凶。有次到教務處補辦手續,我還沒遞上學生證時,辦事的職員提到校長日前才召集會議,說什麼校園不安定,有個叫施威全的一天到晚示威遊行。我說我就是施威全,對方嚇得臉慘白。她不是壞人,在她的單純生活裡,相信校方的說法,如此而已。

那些工作與職位與國民黨務相關的人,接觸後,發現沒有預期中的恐怖。有陣子各方壓力同時湧來,我無法透氣。來自校方、從校外傳來的訊息、媒體朋友的提醒等等,好像政治氣氛正緊縮。我主動打電話給負責校園黨務的人,他的形象被描繪成深不可測的幕後隱形人,我從沒見過面。接起電話的是他太太,聽到我的名字,語聲緊張顫抖,然後我與他通話。通完話後,我想我們應該有共同的感覺,對方並不是什麼生毛帶角的恐怖人物。

反杜邦運動期間,有陣子我與台大學生等人借居一位鄉民代表家裡,某日我一個人在一樓,有訪客來自調查局,調查員藉口說來找鄉代。他與我坐在沙發上,比我還緊張,邊聊天邊從桌上把我正在整理的文件拿起來抓在手上,我就很客氣地在聊天中,又把文件從他手上拿回來。這是我首次與調查局直接接觸。事後得知,他是彰化子弟,家裡務農,家中只有他一個人在公家機關服務。

對調查局的人、校園黨務職員,現在我沒太強烈的國仇家恨。原因之一,從學運到今,見過不少政治人物,形形色色,從地方到中央,某些人正符合李登輝前總統說的,國民黨50年的腐敗,民進黨5年就追上了,他指涉的當然不是全部,是部分個案。但我看到那些曾經高喊理想的政治人物的真實面目,相較之下,以前所謂的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鷹犬,還單純些。

對於一些曾經參與黨外運動而後來居廟堂者,我不用很高的道德標準來檢驗,甚至可以不論斷他們的一些藉口,他們說給樁腳工程、回扣、買票都是歷史共業,國民黨幹的事,民進黨不可能不做。我可以連這些都不檢驗,他們讓我失望的是,匪類到連基本做人道理都罔顧,我曾任職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接觸了各級民意代表,看了不少。

學運老友後來在學界的,批判我說為體制服務,我會開罵,憑什麼在校園這個相對安定與安全的位置上,一副清高的姿態來議論政治。

我的情治檔案裡,線民多用代號呈現,看不出是誰,只能推論。但有兩個人,F同學與G學長,被調查局稱為「運用人員」或「運用學生」,真實姓名沒有遮掩地被寫進檔案,他們是我的好朋友或尊敬的學長。看完檔案後接受促轉會研究計畫(林國明、汪宏倫主持)的訪談,我一直為這兩位「抓耙仔」辯護,因為他們提供資料給調查局,是一次性的,而且真名直接暴露在檔案裡,不像線民與調查局人員都用代號。看到這兩位熟悉朋友的名字赤裸裸地出現在檔案,很刺眼,看到他們密報我的活動,震撼,但也有同情性的理解。

校方或調查局幹員約談他們,在約談過程裡質問他們做了些什麼,或學運社團現況,既然學運做的是正大光明反對政府、爭權益,不是傷天害理的不可告人之事,我的朋友F與G據實以告,可能也只有這一次。沒想到朋友們在情治檔案裡就被寫成是線民。

從檔案裡,我看出一定還有一位,生活上與我互動頻繁的朋友,是主要密報者,鉅細靡遺經常性提供密報。但我沒好好循線去思考他到底是誰,因為他一定是極好的朋友,我很怕知道他是誰。

情治檔案按照法律規定與現在政府政策,在2020年5月後逐步公開,立委范雲也主張應全部內容公開,依此主張,我好友F與G也會被公開,名字不會被遮掩,但這樣的揭露對他們不公平,他們再申請澄清,已經太晚。我不認為所有情治人員的真實身份都應隱匿,但不遮掩、一律公開的行為,會形成冤案。檔案一公開,許多被監控者的隱私,連同家人的情況,也將被暴露。這些資料,有的是調查員的誇大書寫,有的是實情,但與轉型正義何關?

幾位學運時代老友看自己檔案時,心驚膽跳,怕閱讀到當年的情史,還好我大學生活比他們單調,無此困擾。但清查一個人的社會關係,以了解其資源網絡,找出可以牽制的弱點,是情資蒐集的基本功課。情治檔案裡的這些情愛紀錄,公開了,對轉型正義何益?

轉型正義牽涉到如何詮釋當年的事蹟,涉及的不只是體制,還有當時的人。涉及個別的人的部分,公開可以更審慎,有些名字應該延緩公開,可以再多聽點意見。

透過轉型正義建立社會共識是社會轉型的關鍵途徑,讓臺灣社會警惕政府濫權的後果。民進黨政府的張天欽案,正也是握有權力者濫權的事例,只是被阻止了。張天欽案如同以前的威權時代的案件,必須常常提起,像傷疤一樣,被曝光被看見,而不是像行政院針對張天欽案的調查報告般,粉飾且避重就輕。

看著張天欽案、也看著民進黨反滲透法的立法過程,對比威權時期的情治檔案,政治就是一群有權力的平凡人集體做出了不該做的事,但這些平凡人都認為自己做的是對的事,國民黨、民進黨都一樣。

*作者為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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