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蝸藤專欄:六中「歷史決議」成習大「登基詔書」,回顧毛澤東、鄧小平兩歷史決議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第三份歷史決議,被普遍認為是習近平(見圖)要和毛澤東、鄧小平平起平坐的「登基詔書」。(資料照,美聯社)

中共在11月8日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十九屆六中全會),在中共制度裏面,黨全國大會5年開一次(簡稱XX大),大會中選出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第X次全體會議則稱為「X中全會」。

根據中共傳統,每屆中央委員會召開七次中全會,七中全會在新一屆黨代表大會舉行前不久召開,最重要功能是確定下屆黨代會召開日期。但新一屆代表大會的議程、黨領導候選人名單以及一些重要的文件等重要議案和人選幾乎都在六中全會上確定了,到了黨全國大會上,就是舉手機器而已。

本屆六中全會有兩個關注點。第一是中共下一屆的人事安排。不知不覺,習近平上任已經10年,當了兩屆。原本根據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慣例,要選出習近平之後的領導人。

2019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閱兵式和群眾遊行,左起:胡錦濤、習近平、江澤民(AP)
中國近三代領導核心胡錦濤、習近平、江澤民(左起)一同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資料照,美聯社)

然而2018年習近平修憲,已確定了自己最少任三屆(一般估計大概四屆或以上,最多就不知道了),因此本屆六中全會裏面不存在明年交接棒的問題。但習近平是否在這次會議中挑選一個準備栽培的「接班人」則依然有一定懸念。如果有顯著的接班人,那麽其年齡也會部分地暗示了習近平是否會交班和何時交班。第二點,也是尤其突出的是,這次六中全會,將會討論審議和通過「第三份歷史決議」,名為《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歷史決議在中共歷史上出現過兩次,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件。第一份歷史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決於1945年4月的六屆七中全會。第二份歷史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表決於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兩份歷史決議分別成為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標誌。因此,這次六中全會的第三份歷史決議也被普遍認為,是習近平要和毛澤東、鄧小平平起平坐(甚至有人認為是地位超然)的「登基詔書」。

第一份歷史決議:毛澤東的登基詔書

毛澤東不是自然而然在中共獲得領導地位的。中共領導機構是位於上海,毛澤東不過是「地方派系」。到了1933年臨時中央無法在上海立足,遷到中央蘇區,毛澤東憑自己在這個地區的勢力才升上政治局常委。

大家都知道第三份歷史決議大概會說什麽,但魔鬼在細節,中共的文字要看它「怎麽說」,而不光是「說什麽」,因此,也只能在文本出台之後才能評價。但我們也不妨回顧一下中共的第一份和第二份歷史決議。

一個相當普遍的誤解,就是把第一份和第二份歷史決議相提並論,分別説成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登基詔書。其實,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準確地說,第一份歷史決議確實是毛澤東的登基詔書;而第二份歷史決議卻是把毛澤東請下神壇的「退位檄文」(儘管毛澤東當時已死,但餘威猶在)。

第一份歷史決議通過時,二戰還沒有結束,中國還處於抗日戰爭,中共還在延安窯洞中。在這個時期,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活動就是「整風運動」(又叫搶救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所謂「整風」可不是字面上理解的「整頓風氣」,相反是一次激烈的黨内鬥爭。這份歷史決議就是整風運動的總結和成果,即確立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線」在中共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不是自然而然在中共獲得領導地位的。毛澤東雖然是少數參加了1921年中共一大的人,但當時不過是一個青年,甚至有人事後質疑說他當年不是正式代表。當時沒有參加一大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才是中共領導者,他們之上更還有真正的領導者——蘇聯人控制的第三國際。毛澤東隨後在三大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局秘書。

1966年,毛澤東看著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露出笑容。中國正在籌備「十一國慶」,展現建國70年來在經濟、軍事等發展方向的繁榮。(AP)
毛澤東發動多次鬥爭,才坐穩領導中共的位子。(資料照,美聯社)

國共翻臉後,毛澤東和朱德創立了江西瑞金的「中央蘇區」,後來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聯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然而,當時中共領導機構是位於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和臨時中央政治局,毛澤東不過是「地方派系」。只是到了1933年臨時中央無法在上海立足,遷到中央蘇區,毛澤東憑自己在這個地區的勢力才升上政治局常委。

造神運動,確立毛澤東是黨的「正確路線」

第一份歷史決議的最主要目的和最大作用,就是把政治鬥爭成果和造神運動「決議化」,利用「歷史決議」的形式,把毛澤東在中共定於一尊,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路線的領導地位。

然而,中央到了地方,地方就只能讓路。當時實際當權者是受蘇聯支持的王明(原名陳紹禹,當時任中共駐蘇代表遙控)和博古(秦邦憲),毛澤東反而被擠到一邊不得志。直到1935年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毛澤東才初步奪得中央控制權。

然而,在延安安頓下來後,博古的後台王明又從蘇聯返回中國。在蘇聯支持下,中共形成張聞天(主黨)、毛澤東(主軍)、王明(主統戰)的三頭馬車集體領導機制,實際上是「土炮」毛澤東和「國際派」王明之爭。整風運動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趁蘇聯被德國進攻自顧不暇之際,把王明等有蘇聯撐腰的國際派拉下馬,確立毛澤東的一人領導地位。

於是,第一份歷史決議的主旨是「路線鬥爭」,先批判陳獨秀(第一任領導人)的「右傾投降主義」,接著批判瞿秋白(沒有點名)的「第一次左傾盲動路線」,再批判李立三的「第二次左傾路線」。但最重要的篇幅還是批判王明的「第三次左傾路線」。

陳獨秀與新青年。(維基百科)
陳獨秀與《新青年》,陳獨秀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決議定調,王明的左傾路線比李立三的左傾更左傾(因為王明指責李立三路線是右傾),是「教條宗派主義」,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四大領域上,犯下「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錯誤,違背了唯物辯證論和歷史唯物論,而其根源在於「中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的局限性。

最後總結到,只有「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才能反映「中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思想」,「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鬥方向是完全正確的」;還決議「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可見,第一份歷史決議的最主要目的和最大作用,就是把政治鬥爭成果和造神運動「決議化」,利用「歷史決議」的形式,把毛澤東在中共定於一尊,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路線的領導地位。後來,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又真的打贏了蔣介石,於是更確保了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神一般的地位」。

第二份歷史決議:鄧小平把毛澤東拉下神壇

在葉劍英、陳雲等元老的支持下,為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鋪平了道路。這一系列的動作還必須有一個最嚴肅的決議──對毛澤東和文革蓋棺定論,保證文革不會捲土重來。這就是第二份歷史決議產生的背景。

相反,第二份歷史決議不是類似的定於一尊的決議,它固然有路線鬥爭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通過批判和否定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和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確立中國結束以階級鬥爭為主的政治運動路線,改走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路線。

毛澤東死後不久,以毛澤東妻子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在鄧小平、葉劍英以及華國鋒等人的合力下被捕和審判,標誌著文革的結束。

然而,對江青的否定不等於對毛澤東和文革的否定。華國鋒做為毛澤東臨終時「你辦事,我放心」的遺詔所指定的繼承人,繼續高舉「兩個凡是」的大旗,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此外還有「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把文革的前期責任推到「林彪反革命集團」,後期責任推到「四人幫」的頭上。毛澤東和文革依然「偉光正」。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華國鋒(AP)
華國鋒(見圖)極力維護毛澤東在中共的歷史地位,提出「兩個凡是」。(資料照,美聯社)

鄧小平在葉劍英、陳雲等元老的支持下,在胡耀邦、趙紫陽等的幫助下,通過平反冤假錯案,展開真理標準大討論等手段,對文革進行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否決了「兩個凡是」,為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鋪平了道路。這一系列的動作還必須有一個最嚴肅的決議,對毛澤東和文革蓋棺定論,保證文革不會捲土重來。這就是第二份歷史決議產生的背景。

第二份歷史決議有幾個目的:第一,論證中共統治的合法性;第二,定性文革和毛澤東的責任,第三,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定位蓋棺定論;第四,確立中國的改革開放路線。

決議首先回顧中共成立以來的歷史,即建國前28年和建國後32年,通過回顧中共奪得政權的成功和羅列中共統治下取得的進步,肯定中共統治的合理性。然後把建國32年分為四段,即「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1949-1956)、「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6-1966)、「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和「歷史的偉大轉折」(文革後的4年)。通過這種逐段論述的方式,把中共的歷史錯誤分割開來。

前7年和後4年當然都是成就。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決議承認「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即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大躍進左傾錯誤、黨内的反右傾錯誤、對待知識分子和文藝觀點進行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然而,決議認為這個階段,「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

想方設法「洗白」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再也不是毛澤東本人的全部思想。它是共產黨共同總結的集體智慧,不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它只是毛澤東的思想中的正確部分(即所謂的「科學的」),不正確的部分就不算毛澤東思想,這當然是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決議最重要和最長的篇幅還在於文化大革命十年。決議把文革定性為「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也認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毛澤東的論點是左傾錯誤論點,文革歷史證明這些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是完全錯誤的」;「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時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内亂」。

總之,由於黨領導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批判了「兩個凡是」,開始撥亂反正,黨又取得了偉大勝利,「黨在人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再次證明了黨統治的合法性。

決議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論述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及定性毛澤東思想。這對中共是巨大的挑戰,決議一方面主旨是否定文革,提出毛澤東犯了錯誤,但另一方面,毛澤東也是前一份決議的「正確路線」,不能徹底否定。於是,決議想方設法地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兜圓。

有關毛澤東個人,毛澤東「功績第一位,錯誤第二位」。

葉劍英
葉劍英(見圖)支持鄧小平重新檢視毛澤東功過。(取自網路)

有關毛澤東思想,則把毛澤東思想定義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理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這裏的關鍵是毛澤東思想再也不是毛澤東本人的全部思想。首先,它是共產黨共同總結的集體智慧,不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第二,它只是毛澤東的思想中的正確部分(即所謂的「科學的」),不正確的部分就不算毛澤東思想,這當然是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就這樣,中共在批判毛澤東的同時,也把毛澤東思想洗白了。

第二份文件沒有幫鄧小平造神

第一份歷史共識,毛澤東出現51次,處處都是「領袖、領導、正確」。鄧小平這個名字在第二份決議中只出現了區區9次。鄧小平並沒有刻意地把自己的地位寫到這份決議中,甚至可以說是刻意不把自己寫入決議。

決議的最後部分就是為鄧小平路線定調,即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量力而行(不搞大躍進),生產關係必須使用生產力狀況(公有制到私有制,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不搞階級鬥爭搞統戰,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尊重教育科技和知識分子,尊重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等10項要點。

一個普遍的誤解是,把第二份歷史決議被説成是用決議去確立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然而,事實上鄧小平這個名字,在第二份決議中只出現了區區9次。唯一勉强表達類似「核心」意思的就只有一句:「(1976年四五運動)這個運動實際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但顯而易見,這裏說得是1976年的情況,不是說要擁護鄧小平為核心。在其他提到在政府中的領導地位之處,鄧小平都放在周恩來之後。

由此可見,第一和第二份決議有很大區別,它不能簡單地類比為毛澤東、鄧小平兩人各自要確立自己的地位。第一份歷史共識,毛澤東出現51次,處處都是「領袖、領導、正確」。與之相比,鄧小平並沒有刻意地把自己的地位寫到這份決議中,甚至可以說是刻意不把自己寫入決議。第二份決議注重的不是造神,而是推倒神像,解放思想。它把鄧小平的政策和路線寫入決議,而不是鄧小平本人寫入決議。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鄧小平
鄧小平(見圖)主導批判毛澤東的同時,卻也把毛澤東思想洗白了。(取自網路)

這既是當時中共群體對不搞個人崇拜的集體共識,也表現了鄧小平不同於毛澤東的個人智慧。正如決議中論述有關文革的原因,除了毛澤東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外,還有兩個客觀原因,一個是階級鬥爭擴大化,左傾把任何矛盾都誤解為階級矛盾;一個是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内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搞個人崇拜,成為鄧小平兩個標誌性的原則。

事實證明,這種做法絲毫不影響鄧小平做為第二代領導人,也不妨礙歷史認定這份決議就是「鄧時代」的標誌,更加不影響鄧小平在很多中國人心中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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