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新新聞.二二八》當年警總如何刑求?第一個熬過警總4階段刑求的人細說苦難

警備總部景美看守所現已改為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資料照,盧逸峰攝)

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篇報導

可能很多年輕讀者很難想像,目前被政府定為紀念日的二二八,在台灣曾經有如在中國的八九六四,是提都不能提的政治禁忌,大部分台灣四五六年級生的年輕時代,根本沒有二二八的存在。

所以《新新聞》在1987年3月創刊以來,便一直致力於追蹤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希望能夠釐清這個遭受政治力封印的慘劇,還歷史一個公道。

今年二二八,編輯部特別選出在過去政治壓力仍大的時代,《新新聞》曾經刊出的3篇關於釐清二二八歷史真相的報導,希望讓讀者能更深層地了解為什麼要有二二八紀念日的設置。(新新聞編輯部)

本文口述者陳明忠在1992年接受專訪的時候63歲,21歲到31歲,47歲到58歲在牢獄中度過。

二二八發生時,我18歲,在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農學院前身)念3年級。謝雪紅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以台中商業學校、建國工業學校和台中師範學校的學生為主。因為謝雪紅的共產黨色彩太重,有錢人很怕,沒錢的人歡迎,所以像台中一中和台中農學院,比較是有錢人子弟讀的學校學生,就沒參加二七部隊。

暗夜僵持雙方不動

我是高雄縣岡山人,聽說高雄打死很多人,就想去高雄,但人太少,我就去霧社招人,才知道霧社鄉長是一位原住民,也是我的學長。日本時代,學長對學弟很好,我邀請原住民一起去高雄,他們說,好啊!但是沒車。我就要去台中調車。

在草屯遇見二七部隊,我說要回台中,他們反對,因為國軍要進台中了。我莫名其妙,前後相差一天,昨天還沒事,今天就變這樣。我不相信,還是回台中。果然整個台中街上都沒半個人,非常緊張,我看不對,又「拚」回去埔里,就參加了二七部隊,當了突擊隊隊長。

晚上,我們去攻日月潭,去時,探照燈就打過來,我們三、四十個人翻倒到旁邊,黑夜裡,對方在哪裡?有多少人?我們都不知道,雙方幹起來,都是亂七八糟放槍,亂殺了一個鐘頭。

總指揮周明(過去的名字叫古瑞雲,現在上海)說,要攻了,如果雙方摸黑僵持下去,天亮,對方增調部隊來,我們人少,一定死掉。我說,可是就是沒有辦法攻,站出來一定都會死嘛!周明問我,「是不是怕死?」哦!我當時才18歲,這句話聽不下去。

謝雪紅(右)與楊克煌(左)。(取自維基百科)
二二八發生時,謝雪紅(右)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取自維基百科)

被周明刺激,我就跟突擎隊員說,我喊「預備」,大家就大聲喊「哇!」然後就衝出來。說好後,果真一喊,喊聲很大,對方紛紛把機關槍丢進湖裡,一哄而散。我們怕他們,原來他們也怕我們,結果,被我們一喊嚇跑了。我們追,只俘虜到3個人。警備總部的資料卻說我們俘了200人。

日月潭打勝利,回埔里,在進埔里的橋旁,遇見國軍,從上午9點,打到下午4點,殺得昏天暗地,發現三方已被占領,我們都沒吃飯,我又受傷,就撤退回霧社。

憲兵抓人施以刑求

壞就壞在撤退到霧社途中,有一個眉溪派出所,因前夜攻日月潭,一天一夜沒吃東西,也沒睡,體力透支,戰時精神很緊張,打輸又不爽快,看到派出所就攻,警察就逃跑。

其實不是真要打,只是瘋一瘋。我們才5、6個人,原先他們不知道被什麼人攻的,不久,《台中和平日報》報導,變成陳明忠等5、60人攻打派出所,原來是我們去霧社鄉長家住,副鄉長是平地人,目的要翻倒鄉長,跑去密告。至於為什麽講成5、60人,大概是派出所警察被5、6個人打跑,太沒面子。

我記得缉拿謝雪紅的獎金是10萬元,我是1萬元。二二八之初,台中農學院校長周震三和很多教授雖然是外省人,但不是貪官汚吏,我曾保護過他們,送他們去宿舍。所以,周校長這時候出面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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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授帶我去見21師新聞處長,一位少將,名字我忘記了。他罵我,你們的愛國心我知道,動機不錯,但結果不好,米價漲了。被他罵一罵,請吃了一頓飯就回家了。

我以為沒事了,一直到1950年,我在岡山農校教書,有一天下午,我被抓去岡山憲兵隊。在岡山憲兵隊問了幾個鐘頭,就轉送彰化憲兵隊,在那裡開始刑求。

我記得「老虎凳」比較「艱苦」。就是用台灣的「倚條」(長凳子),先坐上去,把我的右腿平行放在椅條上,绑住大腿固定,然後拿磚塊插進小腿和椅條中間,一塊,兩塊,哇!腿是内彎的,它反而要外折,非常痛苦,痛得尿都跑出來,我就叫,「我承認,我承認」,他們鬆绑,叫我招認,我不知道要說什麽,就再绑左腿,放了3塊磚頭,我就昏過去了。昏過以後,整整一個星期不能走路,上廁所都用爬的去。

為了理想心甘情願

還有灌水。先用毛巾蒙住瞼,倒水在毛巾上,毛巾吸了水,你要呼吸就必須吸水。一直灌到肚子飽漲起來,然後用板子一壓,水就從嘴巴吐出來。

之後,再抓住脖子,頭往後仰,用茶杯裝水,直接從鼻孔灌水,灌完,肚子大起來,用腳一踩肚子,水從鼻子、嘴巴跑出來,再從鼻孔灌水。我總共吃完3個大汽油桶的水,造成胃出血。

當時的刑求還好是有一點,只在白天刑求,晚上可以睡覺,還比較撐得住。怎麽刑,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最後不了了之,改送台南憲兵隊。

剛到台南火車站,要下車門,我妹妹那一年考上台南女中,她正要上車,她看見我,我看見她,要叫她,但胃出血,我講不出話,心裡非常難過。

中間又送到過警報處、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後送到軍法處,保密局有刑求,但比較沒那麽厲害,只用長棍子打背脊或打巴掌。

20180908-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警備總部景美看守所仁愛樓,監獄,羈押房。(顏麟宇攝)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前身為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景美看守所,曾關押許多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資料照,顏麟宇攝)

在軍法處,同一牢房一位叫張伯哲的共產黨黨員,念大陸的中山大學社會系。我看他早上衣服穿得好好的出庭,準備受死,沒死回來,衣服脫下來,馬上開玩笑,毫不在乎的樣子,我非常佩服他。我問他為什麽生死都無所謂,他說,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理想,為了理想而死,我心甘情願;走這條路沒有人逼我,我自己走的嘛!

為了口供不擇手段

他的話提醒我,每個人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達到這個境地。結果,47歲,第二次入獄時,我自認才達到這個境地。第二次比較「凍得著」刑求,大概是這個原因。

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去日本,轉入大陸,這個事情我不知道啊!她是小孩子嘛!我不認識她,但她1976年7月1日被抓,我7月15日被抓,理由是她的口供說,她去大陸是受我影響。

早上六點鐘抓到保安處,1位中將和3位少將,還有中校、少校,一共十幾個人在等我,那個中將講了一句話,「上面已經有命令,不管用任何手段都可以,要口供」,第二句說,「人進了棺材,口供要留下來」,話說完,十幾個人就走了。

哦!開始刑了,非常「夭壽」,我第一次坐牢時,曾有一種刑求,兩隻手臂,一從肩上,一從腰間,在肩胛附近交握,用手銬銬住,手銬很短很緊,那一次,我二十幾分鐘就暈倒過去了。

刑求期間共分4段

第二次,同樣的刑,還加上斜插一根長棍在背後,加倍痛苦,但我3、4個鐘頭都沒昏過去,為什麼?因為他們還一邊拔指甲,用牙籤戳進指甲和肉的缝間,10根手指指甲都脫光光,痛得不會昏過去。

長棍子斜插壓傷我的後頸部,所以,我的腦現在的氧氣不夠,平時非常疲倦,一天要睡12個鐘頭。

還有一種刑求,用細長的鐵絲幾百條綑起來,外頭包布,抽打背部,哦哦哦!非常非常痛,鐵絲重,打起來比棍子還痛,連續打幾個小時,後來,我下半身都黑掉,手脚都不能動,稍動就痛得要命。

其他像睡在冰塊上吹電風扇都算不上什麼了。有一個人說,我們花80塊錢買來的,你看我對你多好。這個刑求時,打赤膊,剩穿一件内褲,躺在冰上吹電扇。

比較小的刑還有像放兩把一整束的筷子,叫你跪在上面幾十個鐘頭,跪得膝蓋都腫起來,無法走路。或是面盆放水,雙手舉起來,或是香菸點幾十根,叫你抽。

所有刑求都用過,還恐嚇我。譬如說,他們已派3個人1組去日本找憲兵隊,請教他們,回來要對付我。我心裡想,日本憲兵隊在二次大戰時在大陸確實很殘忍,但當時日本已沒有憲兵隊,竟然想騙我。

那些恐嚇的話表示他們沒有常識。他們說要找一桶水銀來泡我,我想,有沒有弄錯?水銀比重13.6,鐵放在上面也會浮起來,鐵比重7.8,而人比重只有1.0,不可能把人浸在水銀裡。

我知道他們沒有科學常識,像有一次,香菸5、6包拿來泡開水,水要灌我喝,我說這會死人,他們說不可能,一天抽3、4包菸都不會怎樣,我說,不一樣,這可以當農藥吔!他們可能是去査一査後,才沒灌。

刑求的兩三個月期間,共分4段,6天5夜、5天5夜、5天5夜,最後再5天5夜的最後1天坐特製的太師椅,兩手兩脚都绑住,固定在椅把和椅脚上,4個人分別負責4肢,每兩指間用筷子夾住。第5個人負責電我,第6、7個人負責一根長棍子的左右兩側,長棍子橫放在我的兩腿上,第8個人負責灌汽油。執行時,喊「1、2、3」,就夾的夾,壓的壓,電也來,我叫,嘴巴張開,就灌汽油,我知道會死,所以猛噴出來。這個刑持續13個鐘頭,從早上8點到晚上9點,哦!實在是……之前,我已經5天5夜沒睡覺。醫官命令說,「不行了,休息」,才停止。

判刑之後與妻見面

醫生在旁看護,他也教我「趕快承認啊!」他吃不消,我更吃不消,教我承認什麼嘛?他們就是一直要我承認,黃妮娜去大陸,是黃順興、郭雨新和康寧祥派她去的,承認的話,就放我出來,派我去日本當特派員。

他們也準備很好的飯菜,但是沒有睡眠,根本吃不下飯,他們就給我吃維他命,打葡萄糖,有一個人說,你看,我對你多好! 一間套房給你住,有冷氣,又給你打針,多好!

康寧祥、黨外、反對黨、議會路線。(新新聞資料照)
警總刑求陳明忠,要他咬康寧祥(見圖)涉案。(新新聞資料照)

警總的人說,刑求有分4階段,大多數的人第1階段就承認了,少數在第2階段,「古井也偷扛了」,第3、4階段沒用過,我是有史以來第一個通過4階段的人。結果,他們竟然問我,你練什麼武功?

普通軍事法庭起訴後可以接見,我不可以,警總假裝接見,捉走我太太,利用空檔去我家裡拿走身分證、戶口名簿,譲我不能請律師,終於在判決15年刑後,我見到我太太,但他們不准談論案情,我和我太太講電話,突然切斷,我一激動,當場昏倒。

緊急送去台大檢查,醫生才剛指脖子後頭說,「這裡有傷」,還沒講完,看守所所長來了,問我太太這是幹什麽?就把醫生拉到旁邊說話,醫生回來改口說,「這是國防機密,不能講」。

(本文刊登於1992年6月21日出版的276期《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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