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蘭將70多年的人生回憶出版，書中見證了政府對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最大的剝奪。示意圖。（資料照，盧逸峰攝）
「大家都說你要好好讀書找好工作，但真的求職卻沒有工作、好的位都給人占去了，你有污點更不用講、申請到獎學金也無法出國……我們在無知幸福的年代，做個『好人』，反而吃更大的虧……」－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蔣理容，於《黃春蘭的逆襲人生》新書發表會
沒有做錯任何事的受難者家屬，為何被折磨超過半世紀？1953年，路竹牙醫師黃溫恭因白色恐怖「台灣省工委燕巢支部案」被捕槍決，被捕時女兒黃春蘭還在媽媽肚子裡、一輩子沒見過爸爸。即便往後黃春蘭成為大學教授、如爸爸遺願成為「對社會有用的好人材、過著愉快而有意義的人生」，但這70多年的人生，她心裡仍有無數困惑──
為什麼誰都不願意談爸爸怎麼走的？為什麼姐姐碰到警察都會暴怒？為什麼，好不容易申請到全額獎學金，卻莫名不能出國？為什麼，媽媽直到失智與臨終都不敢放下自己的身分證、哭喊著「會被警察抓走」？就連工作當助教被系主任介紹的相親對象，黃春蘭時隔50年才在政府「監控檔案」看見，原來他們碰面當時談話也被「做筆記」了，他到底是誰？
2024年，黃春蘭70多年的人生回憶出版為《黃春蘭的逆襲人生－遲來的遺書》一書，也在7月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新書發表會──她看似樂觀正向、永遠爽朗笑著，她的一生，卻見證中華民國政府對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最大的剝奪。
黃春蘭出生於1952年12月，她一輩子沒有看過爸爸，但爸爸缺席這事並不影響她的成長期，她曾經以為自己是很幸福的孩子──媽媽在國小當老師，把年紀較大的哥哥帶身邊、春蘭與姐姐鈴蘭兩個小小孩放在已逝丈夫的老家（春蘭的阿公家），黃春蘭還記得小時候真的快樂，鄉下好玩的事很多，尤其高雄路竹多為台糖用地、時常有甘蔗小火車穿梭，春蘭與姐姐鈴蘭就常常在追小火車、龍眼吃到飽、搭牛車到田裡玩蝗蟲。
黃春蘭說，阿公黃順安是中醫師，1934年在路竹規劃大規模三合院，5間一列、高達10列，是當時全台灣規模最大的三合院，至今仍在路竹科學園區附近看得到當年風華，她就是在這樣的地方長大，她在20多歲以前，就這樣走過平凡少女的成長歷程──
例如考初中以前重感冒生病、小兒科醫師三舅用最重抗生素硬打到她可以去考試，她永生難忘，考試作文題目叫「我這幾天的心情」；例如台南女中超會罵人但又很會教的老師「張一琴」，一群小孩稱她為「open one piano」；例如後來離家就讀台中東海大學化學系，當時家裡每月生活費650元、她卻意外打破要價3000多元的貝克曼（由德國化學家Ernst Otto Beckmann）溫度計，她當下大哭、不知道該怎麼辦，幸好後來不用賠……
但直到黃春蘭大學即將畢業、申請到美國西密西根大學獎學金，「出境證明」發不下來的時候，她開始意識到，自己的人生跟其他人很不一樣──
「女生只有我申請到獎學金，但很久以後同學們聯絡，大家才驚訝：原來你沒出去喔？我那時傻傻，想說我也沒做壞事啊，媽媽都叫我們好好讀書，結果我請旅行社辦一張出境證明，怎麼辦都辦不出來，我只能在家一直等……我想說我隨時都要出國、等了一學期卻沒有，學校（美國）要寫信幫忙保留獎學金，但我還是出不去……」
明明申請到獎學金卻不能出國，黃春蘭說那對一個年輕人真的打擊很大，她一直不懂：我沒做錯任何事啊？雖然後來黃春蘭選擇去成功大學化學系當助教，對她來說那時期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努力、努力能做到什麼──她夠努力了，為什麼不能跟其他同學一樣去美國深造、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呢？
甚至1992年、解嚴5年後，黃春蘭終於面試到高雄海專的大學教職，卻也曾因「安全檢查」一直遲遲沒有拿到聘書，她真的傻眼：「我真的差點抓狂，後來『調查』1個月之久，一直到開學前3天，聘書才下來……」
但黃春蘭其實也隱隱知道「為什麼」，例如18歲要去讀大學那年，阿公淡淡說，妳爸爸是「因案而死」，沒再多講──因案而死，意思是爸爸是「政治犯」、被國家槍斃的，黃春蘭沒有見過爸爸，往後一生，她也一直在追尋爸爸當年的真相。
1997年、解嚴後10多年， 45歲的黃春蘭已是小有名氣的教授，當時一名高齡80多歲的「盧先生」帶著一本新書《高雄縣二二八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去拜訪她──盧先生說認識爸爸黃溫恭、當年一起被抓的，但怎麼問盧先生都不願多談、只留下書以後默默離去，翻開書，黃春蘭才知道數十年來所有家人親戚都不願意談的、爸爸當年的狀況。
原來，爸爸是因為1952年所謂「匪台灣省工委會燕巢支部」才被抓走的，盧先生是紀錄裡寫的「盧燦圭」，當年他介紹黃溫恭加入組織、被捕但沒有供出黃溫恭，是因後來黃溫恭好友陳廷祥也被捕，當局認為黃溫恭「自首不實」、罪加一等。雖然原判有期徒刑，但經當時總統蔣介石大筆一揮，改判死刑。
是後來黃春蘭在2020年以後透過「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以後才知道，只要蔣介石介入，有30%案件遭判死刑、31%案件判有期徒刑10年起跳，蔣介石沒介入的話判死刑比例只有3.7%、有期徒刑則多數是判10年以下，在1153名死刑犯之中就有970位來自蔣介石的判決，其中有259位本來不是被判死刑的。
那麼黃溫恭真的「該死」嗎？事實上，黃溫恭作為日治時期知識份子、喜迎「祖國」國民政府到來、卻也見證貪污腐敗導致1947年二二八事件，因此加入「左翼」、盼能從痛苦之中解救台灣人們。
即便「左翼」就是共產黨，《黃春蘭的逆襲人生－遲來的遺書》撰寫者林佳瑩寫到，加個社運團體真的就能「顛覆政府」嗎？還有跟黃溫恭一起被判死刑的陳廷祥、日治時期台南二中的同學、當時任職於燕巢鄉公所，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提供《中共黨史》、《光明報》、《新大陸》給兩位同事看，這要怎麼「顛覆政府」？
2000年以後台灣發生首次「政黨輪替」、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水扁當上了總統，昔日判決書也因此得以公開展示於社會大眾面前。當時，黃春蘭的堂妹參觀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與手護台灣大聯盟舉辦「再見蔣蔣統－反共‧民主‧台灣路」巡迴展，而在展場一片「機密檔案」之中，堂妹看見了黃溫恭的判決書，女兒張旖容則因國家檔案公開查詢，查到原來「外公」黃溫恭留有遺書。
想跟國家拿回爸爸的遺書，這段路黃春蘭走了近3年才爭取到，她還記得發現遺書當時是56歲生日前夕，她在醫院照顧重病的媽媽、女兒打電話說在檔案管理局找到外公（春蘭的爸爸的檔案），真的很震撼──
「怎麼會有這種事？原來我56歲的『生日禮物』，是我爸爸給我的遺書，但我女兒是去檔案局影印回來的……我們認為這是私人信件、應該歸還給家屬，而且遺書是有時效性的，政府居然扣留這麼久……」
1953年5月20日清晨6點，黃溫恭遭槍決，而據黃春蘭的女兒張旖容研究，外公當時應該是被庭訊到2點，在2點至6點間短短4小時寫下高達21頁、6497字的5封遺書，留給妻子、3個孩子、妻子的妹妹（黃春蘭的阿姨）。未曾與爸爸碰面、甚至可以說對爸爸一無所知的黃春蘭，時隔超過半世紀才終於感受到，原來她也是被爸爸深深愛過的──
「最疼愛的春蘭：妳還在媽媽肚子裡面，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識，嗚呼！世間再也沒有比這更悽慘的了……雖然我沒有看過妳、抱過妳、吻過妳，但是我和大一、鈴蘭一樣疼愛著妳……我相信妳的將來一定是光明燦爛的。春蘭！妳不可因失了爸爸灰心自暴自棄、走入歧途，爸爸希望妳克難、努力成為社會有用的好人材，過著愉快而有意義的人生……」－黃溫恭遺書
而在留給媽媽的遺書，黃春蘭看到爸爸說希望死後捐出遺體，也認識到，爸爸的偉大：「我的死屍不可來領。我希望寄附台大醫學院或醫事人員訓練機關，我學生時代實習屍體解剖學得不少的醫學知識，此屍如能被學生們解剖，而能增進他們的醫學知識、貢獻他們，再也沒有比這有意義的了……」
黃春蘭確實依著爸爸的期待、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材，但也確實，黃溫恭一家人的苦難並沒有隨著槍響就結束，往後黃春蘭也開始追尋，白色恐怖究竟如何讓他們一家烏雲罩頂。
受苦最多的是媽媽楊清蓮。黃春蘭說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媽媽，卻不幸在結婚第6年就遇上丈夫被槍決、回學校當老師獨自養活3個孩子──當時遺屬們什麼事都被妨礙，例如三兄妹原本都說好要轉學到台南、媽媽也要一起調到台南工作，沒想到調職硬被擋下來，媽媽只好每天從台南往返高雄路竹上班，不到清晨6點就必須去學校上班。
楊清蓮一生活在監控體系陰影下，黃春蘭直到很久很久以後才明白，媽媽是如何用盡全力保護他們──當媽媽晚年失智後，黃春蘭永遠忘不了的就是媽媽一直在找身分證、非常恐懼地在找身分證、顫抖地說「沒有身分證會被警察抓去」，就連臨終前也緊緊抓著身分證。
媽媽到底發生什麼事？黃春蘭曾問過哥哥黃大一「查戶口」是什麼，哥哥一聽就渾身顫抖──他還記得那天小妹在補習、大妹鈴蘭在外面玩，他在洗澡時聽見媽媽的哭喊聲：「大人啊！前兩天不是都已經查過了？警察大人啊！我們一家人都在，一個都沒跑……」
更不願想起的久遠記憶，是當時年僅4歲的哥哥，見過憲兵帶著刺刀長槍來家裡、邊咆哮邊搜括財產，即便阿公是當過村長的在地名望，他被一群人拿手槍抵著，完全保護不了任何人、連財產都保不住……
黃春蘭記得，姐姐黃鈴蘭從以前就對來查戶口的警察非常兇，「問什麼問？」黃鈴蘭口氣惡劣當然是有原因的，姐夫在台泥工作、她跟著姐夫輪調全台灣，每次一租完房子安頓好就立刻有警察上門，好像囂張地說「我都知道你們狀況」，甚至包括姐夫台泥職位薪資、家中有訂《中國時報》，警察全都掌握了。
年輕時的黃春蘭還不夠認識爸爸、也未能知道更多媽媽的苦難，但在2020年，她在當時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看見自己的「監控檔案」，徹底愣住了。
1975年黃春蘭畢業於東海大學，因為被情治機關阻擋而未能順利出國讀書，她轉換跑道找工作、在成功大學當助教，當時工作地點的系主任介紹了一個留美博士生來相親，黃春蘭笑說加減吃頓飯也好，而在飯局裡，那個博士生問：「你想不想出國？」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心裡真正的話是我超想出國、我要出國啊！但我不能跟他講，我沒辦法跟他說是因為家裡被列黑名單才不能出國，我對一個才見第二次面的陌生人，我只能聳聳肩說：我不想出國。」
黃春蘭早就忘記這場相親了、與後來的老公過了數十年幸福生活，但看到監控檔案寫著：「黃春蘭於64年畢業於東海大學，說因未接到通知，現表示『不願出國留學』……」
她根本沒有對其他人說過「不想出國」，所以，這個相親對象到底是誰？「幾分鐘後我開始起雞皮疙瘩，40多年前的事，我心想還好沒嫁這個……這樣一連結，多可怕啊！我那天整晚睡不著，這就是別人幫你寫的日記，你傻傻的、根本不知道你被監控到這種程度……」
如果黃溫恭地下有知，將如何看待這些事？唯一能確知的是，如果當年政府沒有剝奪黃溫恭的生命，他尚有機會看著兒女長大、實現讓台灣社會更好的夢想，也無人需要恐懼。
而那一句道歉，簽署死刑令的那個人，永遠都不可能還給黃溫恭一家了。
了解更多白色恐怖真實人生，請參考前衛出版《黃春蘭的逆襲人生：遲來的遺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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