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9 08:40
中研院院士陳培哲在接受《新新聞》專訪時指出,基因編輯已正式跨入「異種器官移植」的臨床新紀元。(張瀞文攝)
隨著基因編輯技術(如 CRISPR-Cas9)的爆發性成長,全球生物科技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顛覆性變革。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醫學院教授陳培哲在接受《新新聞》專訪時指出,基因編輯已正式跨入「異種器官移植」的臨床新紀元。
陳培哲深度剖析了美中兩大強權在該領域的領先版圖,並對日、韓、中、台四地的生技發展進行了針針見血的對比。他直言,台灣若再不重視基礎科研、任由半導體獨大與生技「炒作風氣」掏空人才,十年後台灣的器官移植恐將完全依賴中國大陸。
陳培哲指出,全球皆面臨器官捐贈來源嚴重不足的困境。為了解決這項痛點,科學界正利用諾貝爾獎等級的「基因編輯技術」,將豬隻器官改造成能移植入人體的「救命解方」。
過去,將豬的器官直接種入人體,會因為強烈的免疫排斥反應,在短短一小時內就宣告衰竭。如今,科學家利用豬的受精卵進行基因編輯,徹底改寫了這個困境:
‧基因敲除(Knockout):破壞豬隻體內會引發人類排斥反應的20到30個關鍵基因。
‧基因植入(Knockin):引入約30個「人類基因」,使器官與人體免疫系統相容。
‧病毒清除:利用編輯技術,徹底破壞豬隻基因體中潛在的「內源性病毒」(如豬內源性逆轉錄病毒 PERVs),確保移植安全性。
這種透過基因工程改造、帶有部分人類基因的豬隻,已非傳統意義上的豬。陳培哲幽默表示,這看似有些驚悚,卻是實實在在的「上帝造人」科技。
面對這項驚世科技,大眾常有倫理與遺傳上的疑慮:「接受了基因編輯豬器官的患者,如果結婚生子,編輯過的基因會不會遺傳給下一代?」
對此,陳培哲給予了明確的科學否定。他解釋,異種器官移植屬於「體細胞移植」(Somatic Cell Transplantation),而非改變生殖細胞(Germline Cells)。這些經過基因編輯的器官,其基因限制在移植的特定器官內,絕對不會跑到患者的受精卵中,因此完全不會影響下一代的基因遺傳。這項科學事實,在醫學與倫理上也已獲得廣泛的共識與支持。
雖然遺傳疑慮得以釐清,但陳培哲提出了另一個更深層、也更具建設性的科學命題:「打破種屬屏障後的生物安全風險」。
陳培哲指出:「如果我們身體裡裝著一個豬的器官,那麼原本阻絕於物種之間的『種屬屏障』(Species Barrier)將被打破。未來,像『非洲豬瘟』這類原本不感染人類的豬隻專屬病毒,會不會直接在移植患者體內引爆感染?」
這意指,異種移植的成功並不只是外科手術的完成,更象徵著醫學界必須著手發展出一套全新的、針對「人類體內豬隻感染源」的預防與治療醫學。
然而,這項新型風險卻孕育著極為驚人的商業藍海。陳培哲剖析,一般豬隻所使用的疫苗或防禦藥物,一劑可能只需台幣100元;然而,一旦將這套防禦醫療應用在「人體內的豬器官」上,其醫療價值將出現爆發性倍增。
對於這些接受器官移植、生命極其珍貴的病患而言,一套防止人體內豬器官感染的專屬藥物療程,其價值可能高達10萬元元甚至更高。若能「搭上這條線」,開發專屬的防禦醫藥,將是生技產業極具爆發力的新藍海。
除了科學與安全考驗,異種移植亦面臨宗教衝突。例如伊斯蘭教(回教)與猶太教等信仰,在教義上嚴格禁止接觸豬隻。部分虔誠的信徒甚至寧可面對生命威脅,也不願接受豬隻器官。
「未來我們不一定只能用豬,也可以發展『基因編輯羊』或『基因編輯牛』。」陳培哲指出,這為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患者提供了客製化的異種移植選擇,展現出尖端科技在人文關懷與市場適應上的高度彈性。
在談到全球與東亞的產業布局時,陳培哲指出,目前的尖端醫學與新藥臨床試驗,全球基本上呈現「三分天下」的格局:美國佔比約 30%、中國大陸佔30%,剩餘的40%則由歐洲與日本等國瓜分。而在這場賽局中,鄰近國家的實力與布局各具特色:
首先是美中雙雄在異種移植的臨床爭霸。這項高難度的尖端技術目前由美國與中國主導,且雙方在臨床試驗上各領風騷:
‧美國領先領域在腎臟與心臟:美國麻省總醫院(MGH,哈佛大學附屬醫院)率先完成了首例基因編輯豬腎移植。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當時設立的門檻是患者必須存活超過6個月,而目前臨床患者已成功撐過8個月,表現遠超預期。
‧中國領先領域是肺臟與肝臟: 由於肺、肝結構更為複雜,中國在此領域發展極快,目前在肺臟與肝臟的異種移植進度上領先全球。
陳培哲更澄清,先前國際上傳出中俄元首會面時討論「器官移植」的傳聞,其實雙方談的正是「基因編輯豬隻異種移植」這項大國爭奪的尖端科學,而非外界訛傳的政治謠言。
日本在醫學與生物基礎研究上的實力無庸置疑,但存在一個巨大的怪象:「許多改變世界的關鍵醫藥發明源自日本,但日本本土卻極少能孕育出真正賺錢的『明星大藥』(Blockbuster)。」
陳培哲以降低膽固醇的關鍵藥物「史他汀(Statin)」,以及近年改寫癌症治療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PD-1)」為例,這兩大突破皆是由日本科學家率先發現或發明。然而,其後續的臨床試驗與龐大商業利益,最後幾乎都落入歐美大型跨國藥廠手中。
他分析,這與日本大學內部根深蒂固的「講座制(Koza System)」息息相關。在這種高度階級化的體制下,一名講座教授掌握絕對權力,底下的年輕學者即使有創新的想法,也極難獲得資源進行獨立的臨床試驗,導致日本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向「臨床與商業化」之間,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
這也反映在日本「舉國之力」的政策方向上。日本過去十幾年砸下巨資發展「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iPSC)」,但至今連一個通過美國 FDA 核准進入市場的療法都沒有;反觀美中主導的「基因編輯器官移植」,在短時間內就已突破 FDA 門檻進入臨床試驗。
與日本的制度包袱、台灣的單一傾斜相比,韓國在國家產業布局上展現出極高的成熟度。陳培哲指出,韓國從朴正熙時代開始,便堅持走「多元化(Diversification)」路線,汽車、重工業、半導體與生醫齊頭並進。
如今,韓國不僅在生技代工(CDMO)領域以三星生物(Samsung Biologics)等巨頭壟斷全球市場,其臨床研究品質更是突飛猛進。
陳培哲以最新一期國際權威醫學期刊的研究為例指出,韓國醫學界針對「低密度膽固醇(LDL)應降至小於等於55 mg/dL以防範心血管疾病」進行了極為精細且具說服力的臨床研究,其嚴謹度與創新性甚至超越了美國。這證明了韓國不甘於只做生醫代工,其臨床研究已具備引領全球的視野。
反觀台灣,陳培哲直言台灣正面臨「半導體獨大」的「荷蘭病(Dutch Disease)」困境。資金、外資與頂尖人才瘋狂湧入半導體與股市,導致生醫產業嚴重缺人、缺錢。
更令人憂心的是台灣生醫產業內部充斥的投機氛圍。陳培哲毫不客氣地直言,台灣所謂的生物科學產業,許多時候「真的都是炒作騙局」,真正能做出一點點成果的,大多也只是規模極小、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兩三家小公司而已。
他以台大為例,多年前他曾倡議引進基因編輯豬隻技術,結合台灣優質的農學院、獸醫與醫學院進行跨界研發。然而,台灣研發速度太慢,多年來「只編輯了一兩個基因」,根本無法與美中抗衡。台大因缺乏資金與人才而難以推進,而產業界也因為半導體磁吸效應,無人願意深耕生技。這讓陳培哲悲觀地嘆道:「除了半導體以外,台灣現在真的看不出來還剩下什麼。」
「生技發展沒有捷徑,未來能換的器官,除了大腦與微血管,其他都可以換。」陳培哲語重心長地警告,如果台灣的產官學界繼續坐井觀天、不求上進,十年後,台灣的器官移植病患將不得不全部前往中國尋求治療。
他分析,美國的基因編輯移植手術費用高昂,非一般民眾所能負擔;而中國不僅技術領先、臨床成熟,屆時更可能針對台灣患者推出「優於一般待遇的台胞專案」來吸引病患。這對台灣的醫學界與國家安全而言,無疑是致命的萎縮與諷刺。
儘管大環境令人沮喪,陳培哲與少數科學家依然在崗位上默默堅持,希望能為台灣做出一點實質貢獻。
他強烈建議,台灣的指標性醫療集團(如台大、長庚醫療體系)應展現遠見,主動承接並整合「基因編輯豬隻異種移植」等具備高技術壁壘的項目。只要有一家醫學中心能把第一代技術(如維持器官運作一至數年)落地並持續改良,就能一舉突破器官移植的瓶頸,成為台灣乃至亞洲最強大的醫學龍頭。
台灣生醫界必須告別速成神話與半導體依賴,回歸基礎科學,才能在未來的全球生技賽局中,為台灣留下一條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