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白人警察單膝下跪，致使黑人窒息而死的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儘管解雇四名員警並起訴，但仍無法壓抑群眾憤怒，引發美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s Lives Matter）平權運動的野火，揭開美國積怨已深的種族歧視現象。
時序拉回到美國的一九六○年代，你可能無法想像那時候的種族歧視，在人們心中有著多麼深的芥蒂和隔閡──黑人搭公車必須坐在特定區域、上廁所要到茅坑、不能跟白人一同在餐廳用餐，而美國南方州對黑人歧視之深，更令人難以置信。
當年一位美國知名小說家約翰．格里芬（John Griffin），為了了解黑人的真實處境，做了一個至今都難以超越的社會實驗。格里芬讀著一份指出南方黑人自殺傾向飆高的報告，並思索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生活遭遇與條件，讓黑人對生命失去渴望？
於是格里芬與專門報導黑人議題的雜誌《深褐》（Sepia）合作，並在家人的支持與醫師的協助之下，透過化學藥劑、日光燈曝曬將皮膚染黑，剃了光頭，走入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喬治亞等種族隔離的南方州，展開為期七周的旅行。
然而，格里芬為了找工作整日奔走，卻被白人毫不掩飾地告知，他們打算趕走所有的黑人，只要他是黑人，就不可能被雇用。他遭到白人惡視、驅趕甚至尾隨，讓他搭便車的白人露骨地表現出對黑人性生活的獵奇心理。
格里芬被警告不要盯著白人女人看，電影海報上的女人也不能直視；他也被警告不能坐在公園長椅或房子門口的台階上。「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指引我去最近的黑人餐館。如果我主動要杯水喝，他們也許會給，但我從來沒問過。黑人很害怕遭到拒絕。」
化身黑人後，格里芬日常生活的重心都花在解決各種生理需求之上，沒時間進行更多精神上的思考。他變得整天提心吊膽關切小事──是否找得到有色人種專用的廁所，以及服務黑人的餐廳和旅館。
近年來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幸福綠皮書》（Green Book），片中一位牙買加裔的美國鋼琴家，雇用一名紐約保鑣做司機，兩位「一黑一白」從紐約一路開往南方阿拉巴馬州，外在環境從備受禮遇到充滿歧視，有如天壤之別的兩人個性從摩擦中取得平衡。
電影名稱源自《黑人駕駛綠皮書》這本書，是三六年到六七年美國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由一位在紐約哈林區的郵差，替黑人族群列出的「友善黑人旅遊指南」，大部分為餐廳及飯店名冊，就是黑人族群進得去，不會被趕走、恐嚇，甚至受到更糟對待的消費環境。
參與社會實驗計畫的格里芬，沒有隱瞞自己的白人姓名或作家身分，但遊走在黑白之間使他深刻體悟，被歧視的經驗會完全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及思維。無論是現實還是夢境，格里芬都毫無喘息的空間。他變得神經質，常常面露沮喪，甚至夢見白人帶著仇恨的目光朝他步步逼近，直至尖叫驚醒。
每件事情乍看之下都是可以隱忍的小事，但各種小事重複發生，使格里芬不得不承認：在重視個人特質的美國，膚色才是人們用以評斷他人價值的首要依據，而黑色皮膚所標誌的是次等公民。
格里芬可以返回白人世界，真正的黑人卻無法逃離，也永遠不可能習慣被偏見灼傷的日常生活。
事實上，社會中被歧視者不只是黑人，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符號互動論學者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汙名》（Stigma）書中指出三種不同汙名的類型：首先是身體方面，即對身體畸形或缺陷的憎惡；其次是個人性格的缺失，比如精神異常、囚犯、藥癮、酗酒、同性戀、失業、自殺未遂等；第三是對種族、國族和宗教的族群汙名，即有血緣關係的族群成員。
高夫曼指出，汙名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屬性，而是透過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比較，出現在日常生活的細微處，所以每個人平時在某些層面或某些人生階段中，都可能被烙上汙名，或成為烙印他人之人，合理化對其他差異的仇恨。
《像我一樣黑》記錄格里芬揭露種族偏見的勇敢之旅。美國白人作家換上黑人的外貌，親自感受白人的敵意與歧視，來回於黑白之間，揭露國家內部的矛盾、焦慮與暴力。即使《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已在六四年通過，但美國所頌揚的平權價值與黑人的實際生活之間仍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像我一樣黑
（Black Like Me）
喜歡這篇文章嗎？
請喝杯咖啡，
告訴我這篇文章寫得真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