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謙專欄:在台灣國族精神昂揚之際,一位中國思想大師悄然離開

史學泰斗余英時。(唐獎教育基金會提供)

「我重視台灣,因為我覺得台灣是幾千年來中國第一次出現民主自由的制度,靠選舉可以取得政權。過去王朝的興亡一定要殺人流血,而且還沒有保障。今天在台灣至少四年一次,你有機會選擇支持哪一個政黨或哪個候選人,這是很寶貴的。因為有這個東西,你們才有真正的人權、法治。」

二O一四年,《天下》專訪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

二O二O東京奧運已在八月八日正式落幕,這屆因為新冠病毒延期一年舉行的國際體育盛事,雖然讓日本的新冠疫情快速惡化、菅義偉內閣命運未卜,東道主日本卻也收穫了破紀錄的二十七面金牌、五十八面獎牌,締造出僅次於美國與中國的佳績。

不過日本的體育成就、疫情起伏或者政局發展,對台灣來說終究只是奧運花絮,我們自己的二金四銀六銅共十二面獎牌,才是讓全國為之瘋迷的正題所在。此外,在勝負間不斷錘鍊國族認同的奧運盛會,也讓國際媒體紛紛報導了台灣遭到中國打壓的國際現實。在奧運開幕式中,以「台灣」稱呼「中華台北」代表隊的NHK主播,再次成為「日台友好」的例證,騰訊在台灣隊進場時切為脫口秀,導致之後進場的中國隊「完全沒有畫面」,也成為一時笑柄。

20210727-東京奧運23日開幕,網球好手盧彥勳(前右)和舉重女神郭婞淳(前左)擔任中華隊掌旗官。(取自蔡英文臉書)
20210727-東京奧運23日開幕,網球好手盧彥勳(前右)和舉重女神郭婞淳(前左)擔任中華隊掌旗官。(取自蔡英文臉書)
中國《騰訊視頻》轉播開幕式時,在台灣隊進場後把畫面切為脫口秀,但沒想到也意外沒播到中國隊進場畫面,引發中國網友撻伐。(取自微博)
中國《騰訊視頻》轉播開幕式時,在台灣隊進場後把畫面切為脫口秀,但沒想到也意外沒播到中國隊進場畫面,引發中國網友撻伐。(取自微博)

就在這個混雜著笑容與眼淚的興奮時刻,卻忽然傳來享譽全球的史學大師余英時溘然長逝的悲報。在充斥著奧運消息的臉書牆上,許多曾在人生不同時刻遇見余英時的學者文人,紛紛張貼出自己與大師交會的珍貴時光、或者感念這位重量級學者的著作如何啟發了當年自己的研究與眼界。

一九三O年在天津出生的余英時,當然不是台灣人。因為戰亂流離,他只能在東北中正大學、北京燕京大學輾轉寄讀,最後才成為香港新亞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其後則遠赴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並且留在美國任教、直至退休。雖然余英時一九七四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與台灣的緣分實在有限。就算數度來台,停留的時間也不曾超過一個月。

余英時的《論天人之際》書影。
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書影。

余英時甚至在回憶錄中直指,自己年輕時曾被國民黨政府認定是「反國民黨的第三勢力」,因此遲遲不願給予中華民國護照,差點斷了留學哈佛的寶貴機會。最後是在亞洲協會駐港代表艾維與美國駐港總領事莊萊德的破例通融之下,同意讓余英時以「無國籍者」的身份入境美國,這才有了後來華人史上第一位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均擔任正教授,以及至今唯一一位華人的「人文諾貝爾獎」—克魯格獎得主。

雖然從一九七六年的《歷史與思想》(收錄頗有以古諷今之意、在兩岸三地造成轟動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使紅學界為之震動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文)之後,余英時的著作便在台灣學界留下深刻影響,包括後來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都成為研究中國思想的重量級著作。

余英時的《論天人之際》書影。
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書影。

不過在學界之外,余英時作為學者的名氣可能遠不如拿下諾貝爾獎的李遠哲。四十歲以下的台灣人,對於余英時的印象可能更多的來自「一位支持反旺中、反送中、太陽花學運的華人學者」。當余英時的訃聞在奧運之際傳來,國內報章或社群媒體對他的追悼,多半也集中在學術成就與反共立場兩端。不過對於余英時最受稱道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台灣確實談的不多,略有接觸者更是鳳毛麟角。那麼余英時的思想、乃至於余英時之死,對於不是學者的我們又有什麼意義呢?

雖然近年台灣的哲普之風大盛,但哲學思想對許多人來說依舊遙遠難解,記者們想在倉促之間帶領讀者登堂入室,恐怕也是力有難逮。加上余英時研究的是中國古代思想,無論是先秦的儒道、宋代的朱熹、還是二十世紀的錢穆、胡適,更讓一般讀者感覺疏離陌生,甚至提不起興趣瞭解。不過這些恐怕都只是台灣傳媒疏於介紹余英時思想的次要理由。

「中國思想」一詞,在當今的台灣恐怕負面意味遠大於正面價值。雖然美國政界的「反中急先鋒」、川普時代的國務卿龐畢歐(Mike Pompeo)嘗言「我們(美國)也必須與中國人民交流,賦予他們能力,他們是個充滿活力、熱愛自由的民族,與中國共產黨截然不同」,但在「反中」隱隱然成為「仇中」的對立氛圍之下,不只「中共」成為一個「髒字」(「中華」、「華」也大約如是),連帶「中國」也常與封建、倒退、反智、保守等負面意涵相關聯,「中國人民」則常與悲慘、愚昧、落後相聯繫。

余英時的《論天人之際》書影。
余英時的《論天人之際》書影。

就拿這次奧運的表現來說,奧運選手並不見得是中共黨員。在奪牌領獎的場合,並非沒有中國選手與其他國家的得牌者相互恭賀擁抱的畫面,但台灣與香港媒體總是會放大其他國家選手與中國選手「保持距離」的新聞,或者強調台日韓友好、把中國晾在一旁的畫面,其他國家的奧運報導裡鮮少如此,但這些訊息卻每每能在社群媒體獲得廣大迴響。

中國當然是以舉國體制培養得牌選手,在黨國難分的情況下,這些奪牌者當然或多或少「喝了黨的奶水」,甚或他們自己也會配戴著毛澤東的像章上台,台灣甚或香港遭到中國欺壓的新仇舊恨,往往也在這些反中報導裡得到宣洩。近來網路流行的兩句話「你遲早要辱華的,為何一開始不辱華」,當然是在反諷中國政府的戰狼心態與小粉紅們的玻璃心,但當「辱華」成為一種風潮,甚至「仇中」、「脫中」也成為網路迷因時,大家是否還記得龐畢歐的那句「中國人民是個充滿活力、熱愛自由的民族」?

東京奧運羽球男雙的獎牌得主合照,我國最強組合王齊麟與李洋勇奪金牌。(美聯社)
東京奧運羽球男雙的獎牌得主合照,我國最強組合王齊麟與李洋勇奪金牌。其他得獎者並沒有與中國選手「保持距離」。(美聯社)

當中國運動員穿著紅色運動服在場上大罵「哇操」,後來又以「我不過是在喊Watch Out」辯解,你真能分清楚你討厭的不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而是這個令人搖頭的選手或桌球團隊本身、或者造成這個現象的中共嗎?你真的不會把令人不悅的個別狀況,很快地歸因於整個國家民族的精神氣質(而不只是中共)嗎?

即便不論操作國族對立,就能快速換取點閱的媒體做法,回到政治或思想層面,急於脫離中國影響與糾纏的台派,若能證明中國的落後與不堪,自然更能說明台灣獨立的正當性甚至必要性。甚至在認知戰的指控與防備之下,當任何稱讚中國、為中國辯護的言論出現在網路上,你真的不會有一絲「大腦裡的膝反射」,懷疑這又是哪個「舔共的賣台分子」為虎作倀?

中國渴望在東京奧運拿下最多金牌。(AP)
中國渴望在東京奧運拿下最多金牌。(AP)

雖然《奧林匹克憲章》揭示了「通過沒有任何歧視、具有奧林匹克精神—以友誼、團結與公平精神互相瞭解—的體育活動來教育青年,從而建立一個和平的美好世界」的崇高意旨,奧運也嚴禁選手在頒獎台上展示政治圖騰,但台海兩岸的政治對立,卻沒有因為奧運而暫時偃旗息鼓,雙方網友甚至打從開幕式就針鋒相對,連BBC都說「台灣藉著這次東奧迎來民族主義時刻」:我們收穫了一面「綠底白線的國旗」;確定了「中華台北」不該是我們的名字與認同(已經有人醞釀再辦一次奧運正名公投);一位台灣的受訪者也對BBC說:「贏了中國就是開心!」

余英時的死訊,就是發生在這個建立想像共同體的熱情時刻。

能與德國的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法國的保羅・利科(Paul Ricœur)、加拿大的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齊名,拿到人文社會科學的最高榮譽克魯格獎(Kluge Prize),余英時在學術界的地位早受西方世界肯定。他那句「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一九八九年之後立誓不回中國大陸,並且始終嚴厲批判中共的知識分子勇氣,更讓許多華人欽佩不已。

問題是,余英時終究是中國思想的研究者,而且他把台灣也放在中國的歷史脈絡裡。余英時當然沒有反對台獨、更不是統派,但他二O一四年來台領取唐獎時直言,台灣民主的問題在於「要講民主,就要容忍不同的人,完全相反的人也要容忍他」,「也不能說我是民進黨,我是台灣人,我當選了現在我做主,這就很荒唐,這根本不是民主,是搞另一個一黨專政,這就變成學國民黨」。

余英時更延續他一九九五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的撰文立場—「台灣近幾年來也有一種文化認同的危機,一部分知識分子只認同於『台灣文化』,根本不肯承認『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聯繫」。二O一四年他在台灣談到教育「去中國化」時,他說:「我想是一個誤會,『去中國化』是討厭中共,你把中國跟中共變成一個,去中共也非把中國去掉,那不可能。你自己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怎麼去掉?」

如果把上述言論的「余英時」三字暫且蓋掉,台灣的讀者會認為這些話是誰(或說什麼樣的人、基於什麼樣的政治目的)說的?其中又是否真有值得討論的洞見?

若轉頭看看正積極籌劃台灣哲學館的台灣思想界,在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洪子偉與台大哲學系教授鄧敦民的《啟蒙與反叛:台灣哲學的百年浪潮》一書中,教授與研究者們細數了百年來的重要文獻與思想人物,可惜「余英時」三個字從未出現在這本厚達五百二十頁的著作中。若單從目錄與章節名稱來看,甚至沒有任何一章專談中國思想或中國哲學—這也很好的說明了,今天的台灣如何急於與中國劃清界線。或者說,余英時的思想在學者看來屬於中國、而與台灣不相干。

《啟蒙與反叛: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書影
《啟蒙與反叛: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書影

余英時曾在一九九五年的文章中表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我偶然批評了台灣學術文化界『泛政治化』的傾向,指出台灣文化雖然有現代的新發展,但其遠源仍然來自明清時代的中國文化。這樣常識性的說法竟在台北引起了強烈的反應,有幾十個知識分子在報上聯名反駁,說他們只要愛『台灣文化』就很夠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引不起他們的興趣。這也是一種『返本論』,不過這個『本』卻更不容易說清楚了」。

在二O一四年的專訪中,余英時則說:「剛好(台灣)有很多人搞台獨,政治需要有個東西跟大陸不一樣,就搞去中國化。你也是中國來的,早一點,別人遲一點,這事不能成立的。台灣可以講獨立,各種理由都可以,蘇格蘭也要獨立,加拿大的法文區也要,獨立有很多辦法,有的是理由,不需要在這做文章,反而獨立不成,你把自己陷入能不能獨立的理論上去了。」

「我覺得很可笑的,這就是思考能力不夠,台灣能不能獨立,跟中國毫無關係。你嘴上說去中國化四個字,還很方便,你討厭大陸共產黨,又不是每個中國人都討厭,就像在台灣,你討厭國民黨,也不是每個外省人都討厭,本省人也有贊同國民黨的,你也討厭他,那你還談民主?那就是想專制了,另外一個專制。」

史學泰斗余英時。(唐獎教育基金會提供)
史學泰斗余英時。(唐獎教育基金會提供)

無論對余英時如何稱頌追念,只記得他對中共敢於批判、對於港台反中國併吞的政治運動總是不吝掛名支持,卻錯過了余英時對台灣民主時弊的批判與建言,確實也錯過了台灣反省「民族主義時刻」有何不足或可能缺失的最佳時機。台灣媒體與學人或者稱頌余英時對中國先秦思想「軸心突破」與儒道「天人之際」的立論、對朱熹研究如何擴及宋朝歷史的爬梳與還原;對紅樓夢的卓越見識,甚至讓孤高的張愛玲都設法託人送他自己的紅學著作—余英時不是淪為學院高牆裡的學術討論材料,就是成為台灣熱烈搭建「想像共同體」的一塊踏腳磚。

當然不是余英時說什麼都對,但是當一位深受西方推崇的思想大家故去,即便在台灣哲學裡暫時看不到他的影響與位置,中國(思想)又是某種讓台灣人望之生厭的對象,對於這位備受媒體與學人推崇的大學者,台灣僅記得他「學問好」、「一生反共」,對其親自來台的種種指教也太「置身事外」。即便不談近年在專訪中對台灣「去中國化」的批評,半世紀前余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對中國政治思想「主智」與「反智」的討論,主張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在「儒學法家化」、並且與政治權力親近後,大多淪為迴避諫諍皇權責任的「反智論者」,對於今日台灣仍擲地有聲。堅持以中文著述的余英時(即便他是在美國的頂級學府任教),確實對兩岸三地的思想乃至局勢曾有深刻觀察與建言,我們對其精神遺產的反思與討論(即便是批判與駁斥),不該只有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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