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新新聞》被歸罪讓小孩不認識孫文的「認識台灣」,「罪魁禍首」其實是他

杜正勝在認識台灣的課程編排上扮演吃重角色。(資料照,陳明仁攝)

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篇報導

作家吳淡如說自己小孩不認識孫文的新聞鬧了個滿城風雨,後續又有不少人表示自己的小孩這個人也不認識,那個人也不認識。說穿了,這其實是部分人士對台灣本土化歷史教育不滿的反撲。

然而把民進黨當成是歷史教育的核心從中國改成台灣的「罪魁禍首」,恐怕是一場誤會,當然這種往民進黨臉上貼金的行為,民進黨可是一點都沒要抗拒辯解「那不是我幹的」的意思。畢竟雖然有部分民眾對「去中國化」深惡痛絕,但支持民進黨的選民恐怕打從心眼裡不覺得那是壞事。

不過就事論事,李登輝政府才是開創以台灣為起點「同心圓」歷史教育的「始作俑者」,李登輝政府在1994年教育部郭為藩主政時期,就將國中一年級的地理、歷史及公民課合併為《認識台灣》,分成歷史、地理、社會三篇。且一直被認同偏向中國的人士視為搞台獨教育罪魁禍首的杜正勝,所提出的「歷史教育同心圓」構想,其實在1997年《認識台灣》教科書即將出版的當下,也已經是國際歷史教育的主流方向。

即使距離《認識台灣》課程的實施已經20多年,但偶然引發的砲火已經如此強烈,可以想見當年李登輝政府,是在多大的反彈和壓力下,催生這套課程的。(新新聞編輯部)

引起各黨派、學者頻頻召開公聽會口誅筆伐的《認識台灣》,是在1994年教育部郭為藩主政時期,所修訂、公布國中教科書課程標準時決定的國一新課程。

新的課程規畫將原來的國一地理、歷史及公民課合併為《認識台灣》課程,分成歷史、地理、社會三篇──國一學生預定將在1997年9月起每周每篇上課一小時:國二課程則維持舊狀,仍有地理、歷史與公民課,其中,歷史課程的主要授課範圍為中國史,國三則是外國史。

先不談意識形態是否介入教科書編輯,家長與學生最關心的問題是《認識台灣》是否在高中聯考的命題範圍?針對這個問題,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書主任方稚芳表示,將由各省(市)政府自行決定,國編館無權過問,目前仍未有定論。

吳淡如收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瑞士分校)商學博士錄取通知,卻在籌學費過程中發現全球通膨警訊。(圖/取自吳淡如臉書)
吳淡如自爆小孩不認識孫文,引發社會對歷史教育熱議。(資料照,取自吳淡如臉書)

其實早在《認識台灣》課程引起爭議前,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就曾以教科書意識形態問題,有過多次爭論。有立委指責國、高中中國地理教材比例遠超過台灣本土地理;也有立委表示《認識台灣》的科目名稱好像是給外國人看的,對教育部官員即席的史地測驗更是屢見不鲜!國編館方稚芳也說,新修訂的國中教科書課程標準中《認識台灣》的課程名稱在當初就曾引起討論,不過課程標準的修訂是教育部教研會決定的。

大多數人對國內教科書相當陌生,《認識台灣》引發爭執後,各界對教科書的編輯過程與編輯委員的產生更是好奇。

國立編譯館強調,部編本的中小學教科書是由國編館組織編審委員會進行編審,各科的編審委員完全根據「編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的規定採公開推薦原則。同時各科編審委員亦有固定比率,分別是:學科專家約40%(由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推薦),教師35%(由省市教育廳局、教師研習機構推薦),課程心理學者約10%、教學媒體製作約5%、編譯館編審及教育行政約10%。各科的編審委員是採任期2年制:各科教材之編輯則是由各科編審委員會推選委員組成研究發展小組,再從中推舉執筆編者。

編審過程極度小心

《認識台灣》社會篇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是杜正勝,由他邀請並經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2位撰稿人,執筆者即根據委員會決定的章節與綱要開始撰稿:執筆人完成教科書初稿後,再送委員會討論,總共歷經30次會議、數百小時討論、5次議稿,才完成《認識台灣》的所有內容。

這段期間承受巨大壓力、已不輕易接受媒體採訪的杜正勝說,開會期間難免有爭議,但絕不是政治場合的激烈對立,而是學術研討會式的辯論,開會時間平均1天8小時,討論時間相當冗長,直到所有委員都可以接受為止,從來沒有投票表決過。他也強調,委員們在編輯時就有預感難免會捲入政治紛爭,在執筆、討論時特別謹慎、盡量避免統獨爭議,沒想到還是無法避免政治敏感。

如果《認識台灣》不是國立編譯館身兼編審、定於一尊的統編本教科書,還能引起政界、學界的關愛眼神嗎?教科書,尤其是文史類科目開放民編後能不能有助於弭平爭議?被立委批評為故意把台灣歷史從中國歷史分離、切斷兩岸臍帶、由杜正勝所提出的「歷史教育同心圓」構想,其實已是歷史學界的共識。目前已開放的國小一年級社會課本的五個版本(包括國編本、新學友、南一、康軒、牛頓),在內容編排上同樣採用同心圓原則,讓小學生先認識教室、認同學校開始學習社會課程,卻沒有吸引太多注意,或許值得各界參考。

20191019-前總統李登輝19日出席李登輝基金會2019年募款餐會。(顏麟宇攝)
在國民教育中安排認識台灣課程,始於李登輝執政時期。(資料照,顏麟宇攝)

對於開放教科書民編以杜絕政治勢力對教育干涉的可能性,杜正勝卻不表樂觀,他說,到時各黨各派自己編教科書時,後遺症可想而知!不過,鄰國日本在30年前也曾發生類似政治干預教育的案例,日本東京大學歷史學教授家永三郎於編撰高中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時,被日本教科書審査機構文部省將二次大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修改為「進出」,並否定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等史實。

日本類似案例

家永三郎自1965年起,即以國家為被告提起3次訴訟,法院並作成7次判決。「家永教科書訴訟案件」引衍出日本國民對國民教育、教育自由、學習權的熱烈討論與重視。而家永三郎所編撰的歷史教科書,也成為實施教科書審定制的日本國內最熱門的歷史補充教材。

德國專研歷史教學的昆特(Siegfried Quandt)教授曾在歷史傳承和歷史教學法一文中表示,如果歷史教學法或歷史方法學遵循的是複製式教學法的天真概念,從內容的觀點看來,它們阻礙了學習、傳送和溝通的過程,如此造成的是反教育而不是啟發思考。一些處心積慮的目標如達成「普遍的、世界性的研究」很容易就以達到這些反效果做結。

《認識台灣》爭議事件經過一周以來的餘波盪漾,如果真要作出正面評價,那就是一般大眾與國中學生從這起事件學到,在尚未廣泛閱讀與學習知識前,應該抱持存疑求真的態度了!

(本文刊登於1997年6月15日出版的441期《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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