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體育班的孩子幾乎是習慣了、「因為學長姐都這樣」，甚至連家長都出面挺體罰教練、還有連環猥褻男學生的教練被「重金回聘」...。示意圖。（資料照，Steshka Willems@pexels）
「孩子當然不喜歡被欺負、被罵、被打，只是他們以為在體育班跟球隊就必須要『這樣』……其中一個孩子當時也被教練折磨得很不愉快、很不舒服，他選擇忍耐下去，沒想到幾年以後，換成他弟弟被（浮板砸頭）打傷……」
「台灣之光」金牌國手背後，究竟隱藏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2021年台中某柔道何姓教練讓年僅7歲男童重摔在地27次、致頭部重創搶救70天後仍死亡，2022年爆發新北永和跆拳道呂姓教練長年性侵女童、最小年紀僅7歲、多起案件於日前二審遭判有期徒刑29年。
兩個案件皆引起社會嘩然：讓孩子去道館真的安全嗎？但在媒體大肆報導的特定案件背後，還有一群被遺忘的、同樣在受苦的孩子，所謂「台灣之光」搖籃的體育班菁英。
沒有任何一個孩子喜歡被毆打、被辱罵、被虐待，但成立35年的人本教育基金會看到，許多體育班的孩子幾乎是習慣了、「因為學長姐都這樣」，甚至連家長都出面挺體罰教練、還有連環猥褻男學生的教練被「重金回聘」。
體育班教練背景到底有多硬？梳理一個個體育班虐童案件脈絡，當孩子的人生早早被箝制於「奪牌」的窄門、吃苦當吃補，就連淚水也流不出來了。
被教練揮巴掌、拿曲棍球棒「跳殺」、動手拉生殖器、指戳肛門、被迫喝菸草水、才小學就被處罰爬完一座101高度的樓梯（2400階）、操到橫紋肌溶解──成立於1989年的人本教育基金會35年來接獲無數校園申訴案、或許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了，但談起這些發生於體育班的真實案件，執行長馮喬蘭也同意，這教育環境彷彿停滯於20多年前，封閉得難以想像。
其中最讓人無力的，或許是一切都「沒什麼」的心態。
例如2018年宜蘭某國中體操隊爆發體罰與性騷擾案件，游姓教練長期用拖鞋「巴」學生的頭處罰、揮巴掌、戳肛門稱「童子拜觀音」、脫學生褲子，但當教練接受校方調查時，非常不滿地表示：「你說體操館誰沒脫過褲子？可能還真的沒有耶！」「如果真的要說脫褲子的話，也是有那種很嚴重的，也有小朋友全身被脫光光、衣服褲子都脫光光，也都沒事啊！」
又例2022年高雄青年國中體育班蔡姓教師以金屬曲棍球棒「跳殺」學生致傷事件，2024年初二審判決認定蔡師成立傷害罪、處拘役50日不得緩刑，未料學校也只是記過懲處，沒多久又出事了。
這次犯案的是另一名林姓教練，卻一樣拿曲棍球棒施暴，校長約談時，林教練還主張，學生犯規理應記小過、是學生不想被記過才「選擇」自己被打的──說得好像學生自己選，就真的可以打一樣。
甚至可能連學生也覺得，教練打人沒什麼、是日常。長期經手校園申訴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秘書林郁璇指出，其實人本接獲的許多案件一開始爆發原因都不是被打被罵被霸凌、是「不公平」──例如台北市某國中體罰案，一開始爆發是因為教練與隊上女學生發生違反倫理的關係、極力把女學生打造成明星、也刻意讓某些學生坐冷板凳，學生才投訴。
而許多案件，體育班學生往往是投訴後才慢慢意識到，原來教練做了更多不該做的事，包括體罰、教練教唆學長姐霸凌學弟妹等。
「各種辱罵都會讓孩子不舒服，但孩子可能覺得從小在體育班都這樣、就過了，他更在意教練偏心，跟誰談戀愛、只給誰上場打球，但在投訴過程，他們慢慢察覺問題──他們當然不喜歡被欺負、被打、被罵，只是以為在體育班跟球隊就必須『這樣』。」
例如某球隊調查報告，家長發現孩子身上有瘀青、詢問教練原因，教練說是因為孩子表現不好、頂嘴、不守規矩，孩子在接受調查時也主張這沒什麼，說是因為自己讓教練不高興才被打的、「大家都這樣」。
又例2018年爆發之桃園青溪國中黃姓教練連環性侵與體罰案，林郁璇指出，居然是到了桃園市教育局發問卷擴大調查，才發現高達3分之2的孩子都回答教練會打人、打巴掌，其中還有兩個孩子在備註欄寫「教練是合理的，我做錯才被罰」。
這些孩子為何如實在問卷調查寫出被體罰的狀況，林郁璇與馮喬蘭討論了一陣，深深無奈：「可能覺得就只是寫出來而已吧？因為他們不覺得教練有問題，就如實交代……」「說不定還可能覺得這（體罰）代表教練很認真，以為教練是很認真把球隊帶好、才花心思做這些事……」
某棒球隊霸凌體罰案就是這樣越爆越大的──當教練上了新聞，被控強迫手套不符規定的孩子站一排、一個個抓起手套巴頭，有家長在群組回應新聞：「我小孩從小就被這樣打啊，但他有拿獎牌！」本來沒查出來的隱形被害人，居然就這樣被家長的「沒什麼」自爆了。
2006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開始「零體罰」時代已近20年，如今大概隨便哪個老師學生都知道體罰違法，為何還有體育班把體罰視為理所當然？馮喬蘭說，某方面教練的價值就來自「比賽戰績」，當孩子從小走上選擇有限的道路、以拿牌為唯一目標，就有一些難解的狀況。
每一次人本踢爆體育班體罰與性侵案件、主張應將教練登錄不適任人員資料庫，最大阻力之一是家長，只要教練本身有拿牌、能帶領孩子拿牌，人本往往挨批「葬送小孩前途」，許多家長質疑：為什麼要為了一個有狀況的孩子犧牲全隊權利？
例如2018年爆發之桃園青溪國中黃姓教練連環性侵與體罰案，林郁璇說，當學校擴大調查從2、3名被害人發現高達20多位被害人，學校請家長簽「暫停調查同意書」，家長們竟都簽了。
甚至，就算今日校方認定教練不適任、解聘處分，也可能「回來」──例如宜蘭某體育班連環猥褻男學生案，家長們雖然早有聽聞，一開始也是覺得還好吧、沒那麼嚴重吧，直到教練真的被解聘，家長甚至一團人集資再私下「重金回聘」教練；2022年清江國小足球隊體罰案，教練長期用藤條抽打孩子、還會連坐罰，雖經家長檢舉後遭校方解聘，教練卻依然以「一般民眾」身份在放學後進入學校帶學生練球、學校還幫忙開球場的燈。
明明知道自己孩子可能被欺壓、或已經被欺壓了，為什麼還要這樣忍耐？馮喬蘭嘆：「在拿牌優先的價值觀下，孩子的身體自主權、被侵犯怎麼辦，容易被排到後面……這個扭曲排序是（體育班）很堅固的文化，我們與家長衝突也來自這邊……」
連成年人都會對教練忍氣吞聲、對暴行視而不見，也難怪孩子也會忍耐──林郁璇舉例，宜蘭體操隊生殖器畫圖事件，刑事調查就許多孩子不敢出來作證，畢竟許多人未來要保送師範大學、或覺得上大學都脫離了，或台北市合球隊案例，也是許多證人不敢出面接受調查，就算他們已經上大學了。
「合球隊的案件，出來揭發的是前教練、也曾經是現在這位教練培育的選手……他覺得很多人被操控、被剝奪權利，甚至可能以為沒有某某教練就無法走到今天的位子，孩子以為自己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教練走到今天，自然也沒信心指控教練，他們不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
還有情感方面。馮喬蘭說，大部份的孩子長時間待在隊上練習，教練已經是近乎大家族「家長」的角色，教練不會24小時都在兇、可能還是會跟孩子有一些好的互動，況且如果孩子不接受教練行為，或許根本無法在隊上待這麼長的時間──於是，即便有體罰，孩子還是會說服自己，教練人很好啊、他很會教啊、他有帶我拿獎，去無視自身面臨的傷痛，否則待不下去。
「就像台灣過去體罰，也有很多人覺得老師打很兇、但老師也對我很好……」
2003年台南善化國小棒球隊王姓教練遭爆施虐小球員案件，當時記者採訪曾受王姓教練指導的職業球員，中信鯨隊球員宋肇基就說出驚人之語：「反正從善化出來的選手都是有被教練打過。」統一獅球員陳連宏說自己弟弟（旅美好手陳金鋒）曾被打到耳膜破裂、但都是過去的事了，中信鯨球員鄭昌明則說，一開始雖然很氣，後來覺得這樣被打也不錯，「至少有學到東西。」
甚至連不是體育班的學生都可能被揍，例如2022年長春國小羽球隊教練，僅因看到其他學生在打掃時間嬉鬧，竟然就當場拖走學生、甩巴掌、拉頭去撞車──如果連不認識的學生都敢這樣打，那球隊裡呢？當時教育局雖然沒打算擴大調查，但不久後，果然爆出球隊裡有多名學生被羽球拍揮到瘀青的狀況。
「有學到東西就好」，這真的是對的嗎？時到2024年的當今，雖然近4年依然有許多令人心碎的體育班虐待事件爆出，但也確實時代變了，孩子們心中的「對與錯」開始動搖、終於開始看見自身的感受。
例如，並不是所有教練都會覺得體罰是「對」的。台北某國小球隊體罰霸凌案，林郁璇回憶，一開始是因為有孩子想去跟以前的教練吐苦水、說說自己在球隊的各種辛苦，誰都沒想到那位教練這麼在乎，居然就挺身申訴、揭發球隊長年以來欺壓孩子的狀況，這讓孩子們震驚了：
「那時候孩子們才知道，雖然他已經不是他們的教練，但他還是很在乎他們的生活、被怎麼對待……他們說，為什麼今天會站出來，是因為有教練為他們站出來……」
又例如曾遭監委糾正的、新北麗園國小教練對學生砸浮板致眼角膜受傷案，當事人家裡3個孩子都在游泳隊、都被教練打過，馮喬蘭說，開記者會揭發此事的是最小的弟弟，哥哥最後悔的就是：為什麼不早點說出來？
「哥哥很後悔，他當時也被折磨得很不愉快、不舒服，他選擇忍耐下去，結果變成自己弟弟被打傷，他心裡一直有個負擔……爸媽也很難過，一開始哥哥被打的時候他們有去找過教練，他們都以為『講過了』教練就會收斂，但還是發生這種事……」
即便時至今日還是會有家長忍氣吞聲，也確實有些家長願意向外求助，例如去人本問：為什麼我覺得教練不該這樣打人？當家長願意突破原本的小世界、得知原來國家有保護兒童的法規，原先封閉的校園大門就此掀開，老師與教練都不能再為所欲為。
問起該如何改善體育班的頻繁虐童狀況，馮喬蘭說，首先或許是先改善體育班的學習環境，不要讓孩子小小年紀就「只有一條路」（奪牌）、沒有接觸其他東西的機會──例如馮自己就有一位朋友的孩子曾是體操隊國手，當孩子受傷或是比賽表現不好，竟然就覺得這輩子完了，但真的「完了」嗎？其實世界很廣闊，但現今教育體系下，體育班孩子往往只有拿獎牌的升學窄路。
當今台灣法規雖規定體育班學生一天只能訓練3小時，所有人都知道，一定很多教練違規──因此，馮喬蘭也建議，教育部確實應該進行通盤檢視，包括全台灣有多少體育班與球隊、上課時數與體育訓練時數狀況、並檢視是否合理。
此外，如果連修過正規教育學程的老師都可能在教學上失控，那沒修過相關課程的體育教練呢？當今教練證主要由民間協會頒發、體育署難以掌控，林郁璇與馮喬蘭都建議教育部「加簽」的形式，教練不能光有一張民間教練證就開始帶孩子，而是應該再多了解訓練上的基本界線、安全防護常識、教育方法等，拿到協會教練證以後，還要有更高主管機關認可的第二層教練證；如有不適任情況，教育部也應登錄進「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避免接下來有其他孩子受害。
體育班的孩子不只是「台灣之光」，也是一個個真實生存的「人」，該如何讓這些孩子無論如何都能好好長大、選擇自己要的道路，這確實是教育界難以迴避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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