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4月報導：即使宣判死刑合憲也將更限縮判死範圍

「死刑是否合憲」今日由憲法法庭宣判，然而早在4月此案在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之時，《新新聞》便已針對此議題製作專題《大法官廢死嗎》，並且對於「『死刑釋憲』後的下一步進行解析。

專題中的〈大法官廢死嗎》憲法法庭非終點：無論死刑是否合憲 都將更限縮判死範圍〉一文便提到：

2024年死刑釋憲，若大法官認定死刑「合憲」，還必須考慮到「得適用死刑的刑事被告範圍」，題綱如下：

    「根據我國憲法，得對之宣告死刑之刑事被告範圍是否應有所限制？《刑法》第19條就『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之行為人，依其『行為時』『辨識能力之程度』，而有『不罰』（第1項）或『得減輕其刑』（第2項）之區別，就死刑之宣告而言，是否違憲？」

意即，現今《刑法》第19條對於精神障礙者、心智缺陷者的減刑規範，最主要的判斷依據為「行為時的辨識能力程度」，意即「行為當下」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是否知道自己在犯法，這需要透過精神鑑定來釐清，並不會單純因為被告是精神障礙者、有相關診斷病史或身心障礙手冊就可以減刑。

例如2019年1月逝於看守所的弒父死刑犯陳昱安（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446號刑事判決等），雖有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症）病史、領有輕度精神障礙手冊、多名醫師作證其症狀與自殺傾向，歷審判決皆認為陳昱安犯案時「看起來精神正常」、不符合《刑法》第19條，判處死刑定讞。

然而以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6號一般性意見明示，締約國「應避免」對「存在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而阻礙其進行有效辯護的個人、以及道德可非難性有限的個人」判處死刑，《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範不得對身心障礙者處「酷刑」，因此，大法官若要討論限縮死刑使用範圍，也無可迴避這題。

當然，普遍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了解難謂全面、難免有刻板印象、就連《刑法》第19條都未必可以接受，例如2019年台鐵殺警案一審（嘉義地方法院108年度重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判決「無罪」就引起軒然大波、精神鑑定醫師也飽受攻擊，而本次憲法法庭「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也提出一份專家意見諮詢書，認為《刑法》第19條第1項「不罰」規範「並非妥適」。

此外，就「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提供意見書、轉錄被害人家屬意見，也可見一般民眾的焦慮感，包括：「有疾病就需尋求就醫治療，任何稱疾病引發殺人都是替自己犯罪找藉口脫罪」、「出獄後是否能確定不再犯罪，或是病情是否真的能有所控制」、「精神障礙可被控制卻未控制好，仍需被判死刑。而心智缺陷者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不用被判刑死刑」……

這些被害人家屬意見反映一般民眾對於精神障礙者的不熟悉，例如「可控制」一語即忽略許多精障者缺乏病識感、且生活條件（家庭支持度、經濟狀況、生活穩定度）未必能使其穩定控制病情，但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也在本節開頭打預防針，稱被害人家屬「仍理解精神障礙及心智缺陷之行為人與一般人犯罪之差異，並非全然否定《刑法》第19條之存在意義」。

如果大法官認定死刑「合憲」，下一步，大法官要不要、該怎麼限縮《刑法》第19條，確實是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