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檢生技產業3》「偏偏台灣不行!」從孤兒藥到新冠疫苗EUA 盤點生技業的「依法行政」

生技產業、特別是製藥,時常要與時間賽跑,因此滾動式修正和檢討相關法規相當重要。現新冠肺炎肆虐,新冠疫苗正是典型因應重大衛生事件發生,立即進行法規鬆綁的案例。示意圖。(資料照,取自蔡英文臉書)

生技是攸關人類生命、健康的產業,為免相關技術遭有心人濫用,法規把關當然很重要,但也正因生技涵蓋新藥乃至於疫苗研發背後,隨時都有數以萬計生命等著被搶救,任何一分鐘的拖延與浪費,都有可能造成寶貴生命無辜被葬送。

「依法行政」無疑是台灣官僚最常掛在嘴邊的4個字,然而對於隨時都在與時間賽跑的生技研製、運用來說,過於僵化、不思檢討改進的法規與制度,其與殺人的惡法之間,恐怕沒有太大區別。在法規之下搶救生命,眼前最急迫的例子就是全球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苗的研發。眾所周知,生產一款要打在人身上的疫苗,除實驗室的基礎研究、動物實驗,至少還要做完三期人體臨床試驗。

但疫情來勢洶洶,目前全球被廣泛接種的新冠疫苗包括莫德納、BNT、AZ等大廠在列,幾乎都是做到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期中報告出爐前後,就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等權威衛生機構制訂的規則下,取得緊急使用授權(EUA)上市。這就是一個典型因應重大衛生事件發生,立即進行法規鬆綁的案例。

輝瑞疫苗、BNT疫苗、新冠疫苗(AP)
各大廠新冠疫苗皆至少完成至提出三期人體臨床試驗發表期中報告。(資料照,美聯社)

林奏延:在符合原則下生技業者還是要賺錢

不止如此,美國等先進國家為協助疫苗業者加速研發、生產新冠肺炎疫苗,早在2020年上半年就以預訂疫苗的名義,直接撥給境內幾家生技大廠數十億美金。相較之下,台灣政府除了發給每家業者最高5億元的研發獎勵金,直到國產疫苗研發進入第二期人體臨床試驗尾聲,才宣布將分別向高端、聯亞2家疫苗業者採購500萬劑疫苗,做法已相對保守與謹慎,卻還是不免遭到在野陣營投以涉嫌圖利廠商的非議。

前衛福部長、長庚大學醫學系小兒科教授林奏延表示,發展生技產業的最高宗旨是為了國人乃至於全人類的健康福祉,在此大原則底下,該業者賺的錢當然要讓業者賺,否則誰願意投入如此高風險的產業?再者,政府只要沒有與業者私相授受,或對價條件交換,就不應害怕被質疑,「政府官員若利用職務之便圖一己之利,自是法理難容;但若圖的是全民之利,絕對可以理直氣壯,雖千萬人吾往矣。」

20210617-前衛福部長林奏延(黃天如攝)
前衛福部長林奏延表示,生技產業在最高宗旨是為了人類的健康福祉的大原則下,該業者賺的錢當然要讓業者賺。(黃天如攝)

話雖如此,各行各業都無法避免有一定比例弊端的發生,生技產業也不例外,政府一方面要扮演監督的「守門員」,特殊時刻又要同時扮演「啦啦隊」,在2個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間,又該如何做好分寸與尺度的拿捏呢?

中研院士、長庚醫院幹細胞與轉譯癌症研究所副所長陳鈴津特聘講座教授強調,「心態決定一切」。

利益迴避釀矯枉過正 專家促修《科技基本法》

以陳鈴津常年投入的癌症轉譯研究為例,10多年前她剛從美國回國時,得知根據國內當時法規,基於所謂利益迴避的原則,研究者將研究理論技轉之後,竟然不得擔任技轉生技公司的顧問。陳鈴津驚訝之餘不禁大嘆,學者將畢生研究心血技轉給生技業者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盡早有產品上市、拯救生命,但法規竟然規定生技業者研發製造過程遭遇瓶頸時不能回頭請教原始研發者,這種規定簡直荒唐。

還好後來在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中,在許多產學研界專家們的建言與努力之下,終於修正了《科技基本法》,刪除了上述不合理的規定。

20210617-中研院士陳鈴津(黃天如攝)
中研院士、長庚醫院幹細胞與轉譯癌症研究所副所長陳鈴津。(黃天如攝)

我IRB審查與歐美出現落差 陳鈴津:生技法規須滾動式檢討

放眼先進國家,舉凡與人體檢體(包括細胞、血液、尿液、糞便等)相關研究,都須事先經過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IRB)審查,這點無庸置疑;而為避免只有學術的倫理審查,觀點可能過於侷限,一般在IRB的委員組成中,還會邀請一定比例的社會公正人士,這也符合情理。但在台灣的IRB審查中,常有法界出身的委員以硬邦邦、缺乏彈性的法律觀點來看倫理的事,結果就是許多先趨性的研究都不能做。

乍聽之下,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會不會歐美等國家的道德倫理標準不如我國嚴謹,導致IRB審查不夠嚴格呢?曾在美國攻讀生物免疫學博士,並擔任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小兒血液腫瘤科主任多年,且成功發展全球第一個醣脂抗體藥物的陳鈴津說,美國對人體試驗倫理的規範界線十分清楚,即只要相關人體檢體屬於特定群體或特定對象者,則倫理審查再嚴格也不為過;反之,則大可不必以倫理之名,對研究申請多方掣肘。

(延伸閱讀:體檢生技產業1》搶不到疫苗全因外交弱勢?政策多頭馬車 疫情一來國際差距見光死

舉例說,多年前陳鈴津因研究需要,想要搜集非特定對象的血液樣本,於是找上捐血機構,希望能取得因為過期、檢驗不合格等各種原因必須報廢的捐血血液。陳鈴津說,這些報廢血液都是即將銷毀的樣本,研究者也完全無從得知血液來源對象,而國外這類以報廢人體檢體「廢物利用」進行研究的案例亦不勝枚舉,偏偏在台灣就是行不通。

原來國內捐血機構為求慎重,在落落長的捐血同意書最後一欄,特別加列了一項:「本人捐出之血液,如為不適合輸給病人之血品,是否同意提供國內外作資源再利用,包括供作生產血液製劑、檢驗試劑原料或研究之用。」

風數據,捐血專題配圖,台灣捐血率常年居全球之冠,捐血車,捐血即景。(陳明仁攝)
2019年台灣國民捐血率達到7.77%,高居全球之冠。(資料照,陳明仁攝)

這項加註同意事項立意雖好,但因同意書內容冗長又用詞專業,加上第一線醫事人員事務龐雜,難以逐項詳細解說。影響所及,多數捐血人都沒有機會充分瞭解報廢血液資源再利用的前提都是已經充分「去連結」,以致於最後很多人該項都勾選「不同意」或略過未勾選。各種需要血液樣本才能執行的重要研究,也只能默默吞下閉門羹。

說了那麼多,當然不是要否定法規存在的必要性,而是要強調任何法規都無法永遠涵蓋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更何況生技的本質就是要探討未來的可能性,因此,生技法規不但格外需要頻繁滾動檢討與修正,也必須訂定處理例外情況的機制。

只為一個人研發的藥:「米拉素」

2020年《紐約時報》整理了美國近年醫學上最令人引以為傲的10大進展,其中之一就是有關台裔神經學家游維文(Timothy Yu)與罕病女童米拉的故事。

米拉個性開朗好動,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女孩,但3歲開始,爸媽發現米拉不太對勁,不但反應遲頓,走路也常磕磕絆絆;4歲時視力嚴重退化,到6歲時已完全看不到,也幾乎無法說話;到了8歲時,米拉已須仰賴餵食管才能進食,癲癇更是1天最多會發作到30次,小小的生命已然奄奄一息。

根據米拉的臨床症狀表現,主治醫師診斷她罹患了基因突變罕見疾病「貝敦氏病」(Batten disease),此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也核准了一款藥價美金12萬5000/1劑的孤兒藥。只不過礙於米拉的基因缺陷表現與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MA)患者不同,並不符合該藥的適應症,就算勉算使用,對她也沒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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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附屬波士頓兒童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也是陳鈴津與林口長庚醫院幹細胞與轉譯癌症研究所所長游正博的兒子游維文輾轉得知米拉的遭遇,便向所屬研究團隊說:「我們幫幫這個女孩。」

20210617-林口長庚醫院幹細胞與轉譯癌症研究所所長游正博(取自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臉書)
林口長庚醫院幹細胞與轉譯癌症研究所所長游正博。(取自台灣免疫暨腫瘤學會臉書)

這個幫助可非同小可,因為誰都看得出來,米拉能夠等待的時間並不多。但游維文的研究團隊只用了不到1年時間,就發現米拉的CLN7突變基因,並設計出一款全新的分子藥物,藉以幫助該基因重新作用,同時合成有用的蛋白質,減少大腦細胞致病廢物的堆積,進而達到治療目的。研究團隊甚至將藥物命名為「米拉素」(Milasen),讓這項拯救米拉的行動更添意義。

更令人感動的是,為了讓這個「只為一個人研發的藥」,盡快用在米拉身上,美國FDA組成了專案小組與游維文哈佛醫學院團隊定期開會,並主動協助相關資料的送審,期間還有FDA退休官員自發性加入工作行列,才讓米拉素能在短短1年內研發成功,2018年1月幾乎無縫接軌地注射到米拉的脊髓內。

故事的結局並不完美。雖然米拉注射米拉素1個月後,癲癇發作次數便顯著減少;治療8個月後,原已癱瘓在床的米拉已能在媽媽的協助下,拿起面前的鮮花放到鼻下嗅吸花香…,但畢竟米拉已發病多年,一切還是太晚了。2021年2月,米拉在媽媽的懷抱中告別了這個世界。

美國食藥署(FDA)。(AP)
針對罹患罕病的米拉,美國食藥署(FDA)曾核准一款要價美金12萬5000/1劑的孤兒藥,無奈米拉並不適用。(資料照,美聯社)

然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為米拉打的這一仗也是。事後游維文研究團隊將研發與運用米拉素的過程投稿《新英格蘭期刊》(NEJM),美國FDA藥物評估研究中心主任Janet Woodcock也感觸良深地以《個體化治療時代的藥物管制》為題發表評論指出,隨著基因體學的快速發展、獨立實驗室的興起,以及第三方製藥公司的快速響應,使得「個人化訂製藥物」不再是夢想,相關法規也須隨時作出因應。

而米拉逝後持續為罕病兒權益發聲的米拉媽媽對這一切的回應更是字字懇切。她說,身為罕病兒童的父母,當然希望個人化訂製藥物能夠繼續研發下去,更期待法規單位在進行一切必要審查工作的同時,也不要忘了,這群罹患罕病的孩子已是一腳在天堂、一腳在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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