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新新聞》1997年台灣討論公投入憲 竟引發北京高分貝反對、還牽扯上美國總統柯林頓

連戰(中)在1997年「公投入憲」議題上曾扮演吃重角色。(新新聞資料照)

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篇報導

本周末台灣熱熱鬧鬧地舉辦完4項公民投票,回顧公投史,對政策的複決權,台灣直到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結束後,才開始比較嚴肅的在國會中討論,而不是僅限於少數在野黨人士的倡議。

這篇刊登於1997年2月4日出版的622期《新新聞》披露,當年倡議公投的人士,多數期待是藉由公民投票,來確認台灣不隸屬於中國、為主權獨立國家,也就是所謂的「獨立公投」。當這項被獨派當成建國的終極武器開始在國會中討論,理所當然地引起了中國北京政權的緊張。而這還夾雜了一個中國為了歡迎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訪問,簽署了人權兩公約的事件。不管如何,當時北京負責對台事務的錢其琛,還是發表了使用強烈字眼的回應,表達北京反對台灣實行公投的立場。

為了避免刺激對岸(或許在某些政治立場的人眼中,是統派不想見到台灣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的舉措),《公投法》後來排除了改變國號等國家層級的議題,並且有著極高的門檻,而被稱為「鳥籠公投」。不料當民進黨終於在國會過半要拆鳥龍的時候,國民黨竟同意拿掉改變國號等限制,賭民進黨不敢跟進,用以凸顯民進黨喊台獨都是假的,當然這已經是另一段故事了。(新新聞編輯部)

公民投票議題已由台灣的內部分歧轉化成兩岸的衝突。當台灣考慮公投入憲時,中共卻指以公投決定台灣前途是在「玩火」。年初,李登輝指定的接班人連戰公開宣示公投入憲的憲改方向後,中共對台工作的操盤者錢其琛就以這種威脅的口吻做了回應。公民投票是否會隨總統民選後又成為一顆定時炸彈,在台海危機後,已是國際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

公投令中共反感

1月28日,北京舉行「江八點」4周年暨〈告台灣同胞書〉20周年的紀念座談會,錢其琛代表中共中央對公投做了表態,這是中共國家領導人首次對此公開宣示立場。中共認為,公投就是台獨。他威脅說:「這是一個值得嚴重關注的問題」、「企圖以公民投票方式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是非法的、無效的、枉費心機的!」、「這絕不是台灣的福,而是台灣的禍!」

台灣不能不考慮中共對公民投票的感受,特別是北京對公投還充滿誤解的時候。如何讓北京瞭解,公投和台獨之間不能簡單地畫上等號,公投只是以民主的遊戲規則來處理灣前途問題,而這已是國際人權公約所賦予的普遍人權。如果,台北願意多考慮一下北京的感受,就意味著公投可以成為兩岸建設性對話(或政治對話)的議題,並為兩岸的人權對話拉開序幕。

錢其琛曾喊話,要求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政治談判。(林瑞慶攝)
1997年台灣朝野推動公投入憲,錢其琛代表北京發言強烈反對。(資料照,林瑞慶攝)

中共一直對公投所代表的自決權有嚴重誤解,既使簽署聯合國的兩項國際人權公約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仍然沒改變。兩項國際權公約都開宗明義地宣示:自決權是普遍人權,所有的人民都可自由地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與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不管台灣的主權地位如何,都有公民投票的自決權。這是公投入憲的國際法基礎。

北京對自決權的理解長久以來囿於傳統的殖民地民族自決權,認為台灣在二次大戰後已脫離殖民地的地位,歸還給中國,因此,自決權不適用於台灣。去年,中台辦、國台辦負責編寫的《中國台灣問題》對自決權的理解有進步的現象,書中認為,自決權適用於三種情況,除殖民地的民族自決外,在主權有爭議的地方和更改國號時也可適用。但台灣皆不符合這三種情況,而將台灣排除在自決權的適用範圍內。

突破僵局的契機

《中國台灣問題》突破了自決權限於殖民地的窠臼,卻沒有達到兩項國際人權公約的認識水平。1960年代末出現的兩項國際人權公約,在人權思想史上最大的意義即在自決權是普遍人權和人權為普世價值這兩點上。人權問題由此不再是一國的內政問題,這就是西方國家人權外交的思想基礎。

北京簽署兩項國際人權公約只是為了順利實現中美兩國元首互訪而送給柯林頓的前金後禮。「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簽於1997年9月,江澤民訪美前,「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則簽於1998年10月,柯林頓訪問大陸後。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出席妻子希拉蕊的敗選演說(AP)
為了和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打好關係,北京簽署了人權兩公約。(資料照,美聯社)

中共可能沒想到兩項公約會衝擊到「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帶來西方國家介入中國人權的正當地位。不過,北京還是可以用拖延批准公約來抗拒這些變化,就像台北當年,在1967年簽署了人權公約,但立法院始終沒有批准,國民黨也沒有因此停止迫害人權的行為。北京目前所做的正像30年前的台北一樣,大陸總是在走過台灣的從前。不同的地方是,北京已開始在外交上和西方國家展開人權對話。

台北在簽署人權公約後就逐歩陷入國際孤立,使西方國家對台灣的人權失去著力點,這是蔣氏父子的幸運與中華民國的不幸。江澤民及其後繼者卻沒有蔣氏父子的機運,他們必須不斷地面對西方國家的人權壓力,調整自己的人權観念。長期來看,這種變化將為兩岸僵局的突破帶來機會。

其實,流亡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早已認識到國際人權公約對處理分離問題的意義。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嚴家其就曾援引人權公約,提出聯邦制的統一構想,並賦予台灣和西藏以公民投票決定其在聯邦去留的權利。而魏京生前不久訪問台灣時,也承認自決權是普遍人權,他不僅認為,公民投票是台灣人民的權利,也是中共轄下任何一省人民的權利,但他不贊成分離的結果。

台北應有所準備

台北必須努力讓北京瞭解,公民投票是普遍人權,即使中共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得到國際認可,台灣人民還是有權利透過公民投票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就像加拿大對魁北克的主權受到國際認可,但魁北克還是可以透過公民投票來改變或重新確認。況且,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共是否擁有台灣的主權還有爭論,而台灣以公民投票決定自己政治地位的結果還是個未知數,可能是獨也可能是維持現狀,當然也不能排除確認中共主張的可能。

去年辜振甫訪問大陸啟動兩岸的高層次對話後,台北更有條件避免犯處理總統民選議題的錯誤。過去海基會與海協會的事務性協商沒有容納雙方進行政治議題對話的空間,現在這個空間打開了,只是雙方對這個空間的性質有不同定義,北京說是政治、經濟對話,而台北則指為建設性對話。

1961年蔣介石在台灣。
蔣介石政權在1967年簽署了人權公約,但立法院始終沒有批准。(取自網路)

就台北提出的民主統一立場看,台北必須思考兩岸人權對話的問題。如果沒有人權對話機制,民主統一就沒有可能實現,反而容易被北京誤認以民主為藉口抗拒統一,事實上,北京現在就這麼認為。而人權對話才能改變中共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

台北需要檢討自己對民主的認識,不能簡單地就把選舉與民主兩者間畫上等號,像辜振甫向江澤民、錢其琛提議進行兩岸基層選舉的經驗交流,並不能真正展現台北對民主統一的誠意。民主首要的意義還是在人權觀念的改變上,如果,中共無法改變傳統的中國父權觀念,接受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它怎麼可能接受民主的普選權觀念。

人權問題成為核心

事實上,台北對民主的認識就缺乏人權觀念的支撐,讓人一直對台灣的民主能否鞏固充滿懷疑。解除戒嚴已有十年,台北還未批准在1960年代末簽署的兩項國際人權公約,甚至在北京簽署兩項公約後發表台北當時盜用「中國」名義簽署的行為無效的聲明後,台北的外交部都沒有採取有效的行動進行反擊。台北對自己民主化的成果還停留在宣傳上,沒有想到人權其實也是台灣在外交上的重要籌碼,這項籌碼的運用更能替台北在面對北京壓力時,深化自己在國際上的戰略縱深。

(本文刊登於1997年2月4日出版的622期《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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