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受難者1》無法送達的遺書 接起了被威權斬斷的情緣

《無法送達的遺書》出版增訂版(左),集結了10個政治犯故事與遺書,增訂版較初版(右)內容增加了百頁。(李佳穎攝)

隨著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的檔案逐步公開、遺書在近10年陸續返還,過去只被當作「人權受害者」或「烈士英雄」看待的政治犯,在死前的理想與牽掛,終於能攤開展露在生者手上。(系列 2之1)

「看完書稿,我從小到大的疑問才解開,終於知道舅舅的名字為什麼不能提,雖然答案很沉重,但還是覺得很開心、很放鬆。」黃瓊瑩緩緩地說。《無法送達的遺書》出版增訂版集結了10個政治犯故事與遺書,新版內容增加了百頁,其中50頁就是黃瓊瑩的舅舅王文培與外公王大銘的故事。

家中的相簿從來沒有外公和舅舅的照片

根據《無法送達的遺書》爬梳,二二八事件後,校園中的左翼思想盛行,就讀台灣大學商學系的王文培受到同學啟發便接觸地下組織。自1950年起,同學陸續被捕,他則在本島四處逃亡,最後在彰化被捕,遭判死刑;而他的父親王大銘因「藏匿叛徒」被判6年,在坐牢期間因精神失常而病逝。

1990年代末期,立法院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設立基金會處理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的補償事宜。當時,黃瓊瑩的母親和兩位阿姨為了申請賠償,才斷斷續續地說出外公與舅舅的故事,她因而知道家人曾深陷白色恐怖案件。

支持《新新聞》

打造獨立自主的優質媒體,需要您做後盾!

點此支持《新新聞》,與我們攜手檢視公共政策、監督政府,守護台灣民主自由進步價值。

「我在看到書稿之前,已經知道舅舅是因為白色恐怖被抓,但一直以為外公是在一片混亂中受到牽連,看了書才知道外公是『冤死的!』」黃瓊瑩說,外公在母親10歲時就過世,她沒見過外公,只是在那個年代,不少人的祖父母輩都已不在,她以為她也是社會中的多數,從來沒有多問。

書中提到,王大銘被捕隔年,就在軍法處目睹兒子上刑場,爾後他經常在夢中大叫、向人揮拳,並喊著孩子的名字,遂被轉往軍醫院治療。家人多次尋求探望與保外就醫的機會,無奈卻在見面後一周就收到王大銘病逝的消息,記載的死因是「生前因患精神分裂及營養不良,不治身死」。

雄商時期的王文培與父親王大銘。(春山出版提供)
雄商時期的王文培與父親王大銘。(春山出版提供)

外公是母親的爸爸、外婆的丈夫,是天經地義的存在,黃瓊瑩始終知道有個無緣見面的外公,只是從不知死因;相較之下,她長大之後才知道自己還有個未曾謀面的舅舅,因為家中的相簿從來沒有他們的照片。

「舅舅就是王文培嗎?」總是自行想像、腦補問題的答案

黃瓊瑩是五年級末段班,從小在外婆家長大,7歲剛識字時,在菜櫥的抽屜深處翻到一個印章,正楷寫著「王文培」3個字──從來沒看過的名字。看了幾次之後,她終於忍不住問母親:「王文培是誰?」母親一聽,只將她拉去牆角,對她比了比「閉嘴」的手勢並說:「你不要再問了!」

王文培是誰?有一年祭祖,黃瓊瑩意外聽到外婆特別輕聲喊了「文培」(bûn puē),她才猜想「王文培」可能是某個家人。再長大一些,母親才交代要祭拜舅舅,只是她未曾聽過母親有任何兄長,而自小被警告「不要問」的驚嚇餘悸猶存,只能自行將外婆喊的「文培」與「舅舅」劃上等號。

王文培於獄中留下的手稿。(春山出版提供)
王文培於獄中留下的手稿。(春山出版提供)

「假如我沒有看到印章、沒有聽到外婆喊的名字,我可能就不會知道,有個舅舅就叫王文培。」黃瓊瑩在小時候就好奇,舅舅就是王文培嗎?王文培是怎麼死的?因為媽媽曾說「不要再問了」,她總是自行想像、腦補問題的答案。

20年前,台灣早已解嚴,政府開始賠償政治受難者,國家檔案局也在10年前開始歸還遺書,負責奔走的是與舅舅年齡較為相近的兩位阿姨,早就成年的黃瓊瑩仍謹守母親交代「不要問」,只聽說舅舅讀台大、很優秀,因此她看到稿件的第一反應是:「實在太震驚了,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政治犯在「冤假錯案」或「烈士英雄」以外的樣貌

阿姨逝世、母親身體抱恙,同樣是長輩的父親又近90歲高齡,黃瓊瑩才分擔了部分工作,她回憶出版前的稿件:「一打開檔案,首先看到舅舅留下的遺書,字跡端正,內容條理分明,旁人或許會覺得『為什麼那麼激進?』但是從字裡行間看得出來,他仍相信自己的行動。」

書中除了提及王文培的左傾思想與行動,他留下來的日記也細緻呈現了逃亡期間的心路歷程,好友陸續送往刑場,革命的熱情高昂,卻又有渴望伴侶的心;他在愛、欲望與理想之間的辯證,刻畫了政治犯在「冤假錯案」或「烈士英雄」以外的樣貌。

王大銘寄給女兒的信。(春山出版提供)
王大銘寄給女兒的信。(春山出版提供)

王文培在留給父母親的遺書寫到:「……然而我卻為將來留了些碩果,這一點足可慰藉。你們定會遭受淒慘的遭遇,不過這是暫時的,光明將要接著而來。」黃瓊瑩分享,讀完遺書,接著看到王文培在槍決前的照片,「抬頭挺胸,彷彿不覺得自己做錯什麼事情的表情,我終於懂了。」

「舅舅字跡端正是有原因的,原來外公的字也很好看。」黃瓊瑩也提到,書中同時收錄外公與阿姨、母親往來的信件,她回想起外婆總是打扮得很優雅,梳整頭髮、衣著長衫,沒有展露任何憂愁,所以我很心疼她:「短短幾年,整個家瞬間垮掉,她究竟怎麼度過這些日子?」

負責撰寫〈王文培〉一章的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林傳凱提到,《無法送達的遺書》在7年前出版的初衷就是為了交代「政治犯是什麼」,第一版從家屬的視角出發,呈現了人際關係對親友生命軌跡的影響;增訂版則回到政治犯的信件與遺書,描述他們在政治思想與行動之外的情感掙扎。

在「再見,蔣總統」的展覽,看到外公的死刑批文

林傳凱解釋,《無法送達的遺書》出版至今7年,社會大眾對於部分政治犯的理解與認知已經漸漸從「他們沒做什麼」擺盪到「他們確實做了什麼」,但若只是這兩種敘事,又容易落入庸俗,「一旦庸俗就容易缺少細節,一旦缺少細節就讓白色恐怖淪為抽象的價值論述。」

王文培與王大銘的檔案正捕捉了兩人的情感,林傳凱就舉例,安排王文培逃亡、協助製作假身分證的王大銘未必理解他的政治理念,「他只是為了保護兒子,因為愛而陷入牢獄之災、因為至親死亡而精神失常的父親,究竟是冤假錯案還是烈士英雄?兩個詞都無法直接說明王大銘的角色。」

增訂版當中,林傳凱另外撰寫了〈白色畫廊〉,透過31位政治犯的遺書,呈現了他們人生最後一夜的情感拉扯:「原是信仰無神論、唯物主義的政治行動者,在字裡行間想像『死後世界』,看似矛盾的思維只為了傳達對家人的愛。」

王文培給未婚妻翠雲及親戚朋友們的遺書。(取自春山出版臉書粉專)
王文培給未婚妻翠雲及親戚朋友們的遺書。(取自春山出版臉書粉專)

這些遺書得以被看見,來自政治犯後代張旖容的意外發現。15年前,中正紀念堂「再見,蔣總統」的展覽中,展出了前總統蔣中正的文件,她從中看到外祖父黃溫恭的死刑批文,便開始向國家檔案局申請相關資料,赫然發現除了判決書與死刑前的照片,政府竟存有外祖父留下的5封遺書。

張旖容發現遺書時,距離外祖父遭判死刑已過了55年,而當她向檔案局要求歸還遺書時,檔案局當時竟表示遺書屬於國家檔案,只能提供翻印的副本,她的外祖母直到2009年過世時,都無法拿回丈夫當年留下的遺書。

王大銘的掩埋證明書。(春山出版提供)
王大銘的掩埋證明書。(春山出版提供)

突破了地方上不要說的「禁忌」  遺書返還解答遺族困惑  

2011年2月,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與黃溫恭的兒女黃大一、黃春蘭一起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透過公開儀式,主動返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遺書,直至當年7月,時任總統的馬英九終於歸還黃溫恭與其他政治犯的遺書。封存在政府機關超過一甲子的檔案至少有208位受難者、共906頁文書。

在2015年出版時就曾提到的雲林豐榮國小前校長郭慶,在1940年代末期加入地下黨,並與鄰近鄉鎮推動「減租」等農民抗爭,最後遭逮捕,判決死刑。爾後,妻子便帶著兒女改嫁、遠走他鄉,郭慶的女兒郭素貞也早已忘了雲林的路要怎麼走。

在一群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下,郭慶的文件與遺書成為雲林地方故事展覽的內容之一,突破了地方上不要說的「禁忌」,召喚了鄰里鄉親對他的正面評價,終於回答了郭素貞長期以來的疑問:「父親是怎樣的一個人?」

活下來的人有傷口和缺憾,遺書返還行動超過10年,林傳凱提到,郭素貞去年在當地人士的熱情邀約下回到雲林,聽到熟識父親的朋友分享往事,一如她印象中的父親「他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人」,他認為這正是《無法送達的遺書》的療癒效果。

全家人一同認識一位「被威權消失」的家庭成員

「我或猜或想,對王文培的認識卻始終很模糊,直到讀過遺書和檔案,終於感覺到他是一個曾經一起生活的家人。」黃瓊瑩也提到,父親為了書籍出版,翻箱倒櫃整理出書信與照片,甚至交代大哥:「你有必要了解一下!」而她也將舅舅和外公的故事向女兒分享,共同認識這個家庭成員。

不論是面對父親、舅舅、叔叔、祖父,生者終於透過《無法送達的遺書》再次接起了被威權斬斷的情緣。

讓事實說話,讓政治人物不敢說謊話

──《新新聞》需要您的贊助支持

在1987解嚴那一年創立的《新新聞》,秉持「公正」、「真實」、「進步」的信念,我們在紙本媒體時代曾創造了「讓事實說話,讓政治人物不敢說謊話」的口碑,如今我們要在網路媒體時代把這個責任延續下去。

我們要打造獨立自主的優質媒體,才能無所偏倚、無所忌憚、發揮專業能力,全心全力檢視公共政策,以監督政府,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這一切都需要您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就是現在,請您與《新新聞》攜手前進!

2 系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