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經國眼中安份守己、最不具威脅性的李登輝，為何最終成了終結蔣氏王朝的關鍵？2020年7月30日前總統李登輝以高齡97歲辭世，他看似早已走入歷史、上個時代的老政治人物，其影響卻一路延續至今──
例如2002年抗爭反對民進黨政府開放8吋晶圓赴中國設廠，即是李登輝領導台聯時的指示、時隔20年也證實李登輝遠見保住「護國神山」台積電；又例如1992年前後正式廢除《動員勘亂臨時條款》、《刑法》第100條，李登輝正式終結兩蔣王朝威權統治，宣告屬於台灣的新時代來臨。
從一個蔣經國眼中的「乖寶寶」走到「民主先生」，李登輝之路當然不是一夕而成、而是在初入政壇就整整布局了12年之久──日前國史館舉行「虎口的難題－李登輝的抉擇」學術討論會，即以各種史料揭開李登輝何以潛藏實力12年、一舉撲倒蔣氏王朝、徹底翻轉台灣史的各種秘辛。
李登輝出生於1923年、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1946年曾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低調生活數十年、以一名專攻農業的學者自居，為何這樣的人物會在1972年開始受到前總統蔣經國器重？關於李登輝是否為蔣經國的「接班人」，一直是中華民國史上的大問題，而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發表〈蔣經國與李登輝〉一文，便梳理《蔣經國日記》、蔣經國僚屬回憶錄、李登輝日記與回憶錄、美國官方檔案等，還原蔣經國與李登輝糾葛之間的「必然」。
關於蔣經國是否選擇李登輝為「接班人」，陳翠蓮梳理史料，提出三方論點──
首先，就蔣經國三子蔣孝勇的說法，蔣經國於1984年選擇李登輝當副總統是因為「沒有人事包袱、沒有派系色彩」，副總統僅是「位尊而權不重」的角色，蔣孝勇認為蔣經國並沒有指定李登輝為「接班人」的意思、也認為蔣經國真正屬意的接班人是郝柏村。
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則以3項理由認為李登輝就是蔣經國選定的「接班人」，包括：總統出缺將由副總統繼任，且當外國記者問誰是接班人時，蔣會回「依憲法產生」；1978年內閣改組，蔣經國即打算提拔李登輝作為省主席；李登輝任副總統期間，蔣對其愛護有加、甚至命國防軍事首長向他簡報。
蔣經國晚年秘書張祖詒似乎也認同蔣是選擇李登輝的，略有不同的是，張祖詒認為是李登輝善於偽裝、隱藏不露、瞞過蔣經國，使蔣經國因此「做了令人遺憾的選擇」。
無論真相是哪一方，陳翠蓮指出，蔣經國與李登輝原本是截然不同的背景──蔣經國出生於中國浙江、於蘇聯學習、回到中華民國後被蔣介石培植為政治接班人；李登輝在台灣出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戰後中華民國政權到來、二二八鎮壓與白色恐怖，李登輝一生是近百年來台灣人的政治體驗縮影，他也常常感到悲哀：身為台灣知識份子，卻無法為同胞做一些事。
但蔣李亦有相同之處，一樣都參加過共產黨、認識共產黨、並因此對共產黨產生惡評──蔣經國在蘇聯12年自稱「看透何謂共產主義」、更堅定反共意念與決心，李登輝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曾短暫加入地下黨欲反對獨裁政府，但不到一年就退出，李登輝說：「我認為共產黨不看重人的價值，他們會為了權力而犧牲所有人，人的價值不受肯定……我會脫離共產黨，主要也是這個原因。」
如此不同卻又有相似之處的兩人，為何最後走到「情同父子」的境界？陳翠蓮梳理史料指出，真正關鍵在於蔣經國的「宮廷式用人哲學」，1972年，當年近50、看似低調而務實的學者李登輝出現在蔣的眼中，便深得獨裁者的心──這就是他要的人才。
就蔣經國日記所述的「用人哲學」，包括喜新、推陳出新、因當時中華民國外交危機需要啟用台灣人、「德先於才」等──但這是蔣經國寫在日記的單方面說法，蔣經國用人哲學的真正核心，依然是權力控制，而李登輝恰好完全符合蔣經國的喜好。
例如蔣經國強調人才需除舊佈新、推陳出新，其僚屬孫家麒就無情指出，其實是因為新人比較「好用」：「太子先生為了容易掌握，特別喜愛提拔新人，但切勿誤會他是人才主義，他的用心只是因為，一個資深望重的人對於國家大都有所貢獻、指揮起來也顯得礙手礙腳，況且對方也不見特別感恩──少壯幹部則不然，一個從未擠入高層的二、三流腳色，一旦被擢升為方面大員，飲水思源，哪有不刻骨銘心、感恩圖報之理？」
又例蔣經國所述「因為外交危機需要啟用台灣人（台籍菁英）」，陳翠蓮也翻到美國大使館觀察指出，蔣經國在1972年的人事安排確實訴諸能力，整體年輕又充滿活力，但事實上，蔣經國是為了排除父親蔣介石執政留下的「元老」、要啟用自己的人馬，也藉由提拔台灣人獲取改革讚譽與民間支持。
至於「德先於才」，是什麼意思？就蔣經國子弟兵李煥所述，蔣經國對人才任用特別重視「品德操守」，只要犯下6項「天條」等級的禁忌，就算是親信部屬也會被「斷然處置」，包括：貪污舞弊、官商勾結、搞小組織、生活腐化、自我宣傳、阿諛逢迎。
這6項「天條」看起來很有道理，陳翠蓮整理，其實就是操守跟野心的控管──就蔣經國日記對僚屬評價來看，他不喜歡用「材大志高」的人、愛用的人不可以有政治企圖心，但這也是獨裁者的困境，會因此常常遇到庸才，蔣經國日記就充滿大量對手下的抱怨。
例如1970年代受蔣經國重用的李國鼎，常被抱怨「有能力，但有政治野心」，謝東閔也被抱怨「沒有能力、位子節節高升」，就連有能力的高玉樹也被抱怨「具有威脅性」，至於林洋港，蔣經國評價包括：好名善變、不可不防、沽名釣譽、好大喜功、「不但難成大事，以後還會害事」。
在獨裁者的一片煩悶之中，李登輝無疑是閃耀的新星，農業學者、做事老實、對權力沒有欲望，1970年代內閣改組，蔣經國就一度想找李登輝當台灣省省主席，雖然因謝東閔認「李無政治經驗」改成先推林洋港，但這過程裡，蔣經國無法忍受林洋港的問題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倚重李登輝。
陳翠蓮指出，李登輝從1972年開始擔任政務委員6年間，蔣經國日記裡幾乎不曾提過李登輝，但李把握這6年快速學習、包括蔣經國決策與經濟效益判斷，直到1978年蔣經國正式出任總統，也看見李登輝的價值──自我節制、不對政治議題表達態度、謹守分際之技術官僚，李登輝順利通過蔣經國的評比。
蔣經國晚年依然在維繫黨國存續，陳翠蓮指出，包括以《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取代戒嚴、接班人安排李登輝與郝柏村「合議式領導」，但蔣經國再怎樣也沒想到，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位總統，一手終結黨國體制──蔣經國不知道，李登輝從青年時期思考過的人生意義，就包括「讓台灣成為一個可以讓人夜裡安心睡覺的國家」、「使台灣成為台灣人的國家」。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教授蕭新煌指出，李登輝1971年加入國民黨、1972年任政務委員、1978年任台北市長、1984年任副總統，短短10多年就從「左派青年」與學者身分被提拔到政治中心，其內心深處想必誠惶誠恐、戒慎恐懼、甚至隱忍自重。
例如蔣經國雖然對李登輝具高度好感，但也必然生疑，例如李登輝任台北市長期間，蔣經國常常造訪市長官邸、完全沒事先通知就跑去，3個月以後才跟李登輝說：「你的評價非常好，你已經沒有問題了。」──蔣經國的行為不只是給李登輝「打氣」，而是突擊檢查、監視他的一言一行。
李登輝當然也深知蔣經國性格，踏入政壇之初，李幾乎不對「國家大事」表態，例如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8年中美斷交等，直到1984年蔣經國將釋放美麗島政治犯一事交給他，李才真正涉入敏感事務。
就李登輝自述，新渡戶稻造《武士道》一書對其影響極大，他從出生到20歲都是一個「日本人」、了解日本人的優點，「當我有機會為民眾做事，我試圖讓武士道精神在台灣以獨特方式發揮……」
蔣經國沒能預料到的是，後來的李登輝促成資深中央民代退職、廢除萬年國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廢《刑法》100條排除思想叛亂入罪、修正《國安法》、解除黑名單、撤除警備總部、推動《兩岸條例》、立委全面改選、資助本土反對黨成長與茁狀、台灣人民直選總統，達成了整個「中華民國台灣化」。
李登輝從青年時期就盼望「使台灣成為台灣人的國家」，而蕭新煌點評，是掌權者面前隱忍功夫，讓李登輝得以在充滿敵意國民黨的體制內存活、登上高位、並在「後蔣經國時代」能掌有權力的前提──否則，他一定早被國民黨保守勢力排擠、摒棄在外，不會有後來的李登輝主席與總統。
李登輝總統任內確實有未能完成的事，包括國民黨黨產處理、轉型正義等，蕭新煌也指出李登輝培養接班人方面的識人能力似乎不太成功（包括宋楚瑜、連戰、王金平等），但蕭新煌點評，李登輝無疑是台灣最聰明、最有技巧的政治家之一，李是所謂「變革型領導者」，根據眼前需要、國民情感的變化去調整自身立場、鞏固自身地位，1990年野百合運動就是李登輝「借力使力」的典型──看似一次政治危機，他卻藉著學運聲量、更進一步促成台灣的民主化。
而蔣經國於1987年「被迫解嚴」、李登輝則是真正走到「民主先生」的道路，後世評價完全不同，這恐怕也是蔣經國生前完全未能預料到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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