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就慘遭南韓超車,日本薪資為何三十年停滯不前?

一名日本上班族在東京新宿的巷弄間遊蕩。(美聯社)

「調薪的幅度很小,未來也很難期待大幅度加薪。」

(20歲世代/神奈川縣/單身/年薪約400萬日幣)

「我們想要孩子,但現在的收入根本養不起,一想到這件事就非常煩惱。」

(20歲世代/栃木縣/夫婦(未生育)/家庭年收約400萬日幣)

「如果買車的話,我每個月就要負擔3萬5千元的車貸,接下來好幾年根本就存不了什麼錢。」 

(20歲世代/宮城縣/單身/年薪約300萬日幣)

 

「想知道為什麼沒有調薪,要怎麼做才能調薪。」

(20歲世代/千葉縣/夫婦(未生育)/家庭年收約300萬日幣)

—日本放送協會(NHK)今年10月的街頭薪資訪談(摘錄)

隨著東京奧運落幕、新冠疫情趨緩,經濟議題已經成為10月31日登場的日本國會選戰焦點。在首相岸田文雄高舉「新資本主義」的大旗後,朝野政黨也圍繞著如何分配財富展開爭辯。不過日本雖貴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民間企業的薪資水準卻幾乎原地踏步30年。《日本經濟新聞》建議,岸田政府應該思考「如何把餅做大」。

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37個成員國中,日本的平均年薪只能排到後段班的第22位。若從1990年代的「泡沫崩壞」起算,日本經濟已是「失落了30年」。雖然安倍經濟學讓日本經濟成長有所起色、預算赤字也大幅縮減,但要是從民眾最有感的薪資水準來看,安倍經濟學似乎沒有發揮多少作用。

美、德、英、法、韓、日六國30年來的平均薪資變遷。(資料來源:OECD數據)
美、德、英、法、韓、日六國30年來的平均薪資變遷。(資料來源:OECD數據)

根據OECD的數據,日本民間企業去(2020)年的平均年薪約為3.9萬美元(約合424萬日幣、新台幣105萬),這個數字比起30年前只成長了4%(或說18萬日幣)。對比同時期其他OECD成員的表現—美國30年來成長了48%(平均年薪為6.9萬美元)、OECD成員國也平均成長了33%(目前為4.9萬美元)—便能了解日本的薪資停滯狀況有多嚴重。

剛剛接替菅義偉擔任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不像他的競爭者高市早苗那樣力捧「安倍經濟學」,而是希望藉者改善財富分配達成與經濟成長的良性循環。不過《日經》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的貧富差距恐怕不如英美那樣明顯,畢竟美國最富有的前1%富裕家庭坐擁全國總財富的40%,日本這個數字則只有11%。

東京品川車站的日本上班族。(美聯社)
東京品川車站的日本上班族。(美聯社)

《日經》指出,即便安倍推動的貨幣寬鬆被認為加重了日本的貧富差距,但從衡量所得分配公平程度的吉尼系數來看,日本的貧富差距狀況確實優於美國。至於貧富差距相對輕微的原因,日本總務省將其歸功於「育兒家庭就業情況的改善」以及「老年人收入的增加」。從2019年的數據來看,老年人與婦女的就業人口確實比10年前增加了400萬左右。

「工作越來越多,薪水卻不見調整。」

(40歲世代/千葉縣/夫婦(有孩子)/家庭年收約600萬日幣)

「我們在教育費用上花費很大,根本沒有什麼積蓄。我與太太的父母都健在,但只要想到未來還要照顧他們,就會感到不安。」

(40歲世代/千葉縣/夫婦(有子女)/家庭年收超過1千萬日幣)

「過去20年不感覺薪資調漲,倒是健保、長照保險費用、手機月費一路飆升。」

(50歲世代/高知縣/夫婦(有孩子)/家庭年收約800萬日幣)

日本放送協會(NHK)今年10月的街頭訪談摘錄

不過貧富差距縮小的另一個側面,卻是日本總體薪資水準的停滯不前,《日經》甚至認為日本無論貧富,事實上總體生活水準都在下降。即便安倍晉三執政時,日本政府迫使民間企業接受工會提出的調薪要求,日本薪資的成長速度依舊遠低於其他已開發國家。拿歐美國家跟日本相比,日本民眾或許感受有限,《朝日新聞》特別挑出相鄰的南韓作為比較基準,強調連韓國的平均年薪都在2015年超越了日本(南韓2020年的薪資是1990年的1.9倍),現在日本的平均年薪則已落後南韓38萬日幣。

日本的薪資成長為何停滯不前?《日經》指出,日本的經濟規模確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民間企業的盈利能力也持續提高,但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規模相去甚遠。日本企業海外部門的銷售額過去20年繳出翻倍的佳績,但國內市場的銷售額20年來只增加了7%,著眼於內需的企業自然難以提高工資。

七大工業國的勞動生產率歷年變化。(資料來源:日本生產性本部)
七大工業國的勞動生產率歷年變化。(資料來源:日本生產性本部)

《朝日新聞》則分析了OECD成員國的勞動生產率,發現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在2019年只能名列26位,除了是七大工業國裡最糟的一個,也是1970年開始調查以來的最低順位。即便是過去扮演經濟火車頭的汽車製造業(1995、2000年都是OECD排名第1),到了2018年也只能排到第16名。既然勞動生產率敬陪末座,總體經濟成長、乃至於勞工薪資,當然也難有起色。

此外,日本企業逐年增加成本低廉的非正規僱傭    ,也是拉低日本平均年薪的重要因素。《朝日新聞》指出,1990年日本企業僅有20%的雇員是非正規雇用,但現在這個數字已經接近40%。根據2011年國稅廳的統計,正規僱傭者的平均年薪為503萬日幣,但非正規僱傭者僅有175萬日幣。在非正規僱傭者大量增加之下,他們的低薪當然也「拉低」了日本的平均工資。

日本女性。(美聯社)
日本女性。(美聯社)

慶應大學商學部的山本勳教授指出,90年代的「泡沫崩壞」讓人記憶猶新,這可能也是日本企業不願調高薪資的原因之一。當年的泡沫經濟破裂之後,日本企業因爲大量解僱與大幅降薪飽受批判,因此後來就算遇到經濟危機,也會盡量減少解僱員額或減少降低薪資的幅度。但與此相對,就算業績一路長紅,日本企業也會繼續保持低薪,將盈餘用來應付未來的挑戰。尤其在後新冠時代的今天,日本企業恐怕對薪資的調整也會繼續保守以對。

解僱與低薪不但是企業經營者的痛點,其實也是日本上班族與勞工的最大恐懼。日本總合研究所的副理事長山田久指出,泡沫經濟崩潰之後,日本的工會就不再把「提高薪資」放在交涉目標的首位,而是「維持工作機會」。加上日本工會數量較少、效能不彰,更使勞方難與經營階層平等協商。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的小林慶一郎教授則說,企業因為經濟前景不明不敢調薪,因為日本物價變動不大,因此30年來的工資也就保持的差不多的水平。

根據RECRUIT WORKS研究所的調查,曾要求加薪的日本勞工僅有30%左右,不到美國的一半(約70%)。連合總合生活開發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員中村天江指出,日本企業向來認為「忍耐是美德」,如果有員工要求提高薪資,往往會被看作是「不會讀空氣的貪婪傢伙」。但在日本工會太弱、勞方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如何讓勞工敢於發表意見就變得非常重要。

搭乘東京電車通勤的日本上班族。(美聯社)
搭乘東京電車通勤的日本上班族。(美聯社)

日本總合研究所的總經中心主任石川智久指出對NHK指出,過去在終身雇用的背景之下,勞工還可以期待憑藉「年功序列制」在中老年拿到更高的薪資。但在泡沫經濟破裂後,日本企業變得難以維持過去的作法。統計數據也顯示,中老年人的薪資20年前相比根本沒有增加。

石川智久表示,與西方國家相比,日本企業傾向不要解僱勞工,而是選擇不加薪的方式來度過危機,這可能也是日本薪資沒有變化的原因。不過日本企業人手不足的情況日益嚴重,比起「維持勞工的工作機會」,石川智久認為「吸引優秀人才」將變得更加重要,「加薪」已經成為日本企業難以迴避的轉變。

解除緊急事態後的東京街頭。(美聯社)
解除緊急事態後的東京街頭。(美聯社)

《朝日新聞》引用大和總研的統計數據指出,家中至少有兩名勞工的日本家庭,其家庭收入在1997年達到高峰之後就開始逐年減少。2012年後受到更多女性投入工作的影響,家庭收入開始緩慢上漲。不過2017年與1987年相比,每個家庭平均每個月增加了2萬6千元的社會保險支出,對家庭的可支配所得造成排擠效應。

大和總研的主任研究員是枝俊悟指出,由於日本社會的高齡少子化,未來包括醫療與長照領域的社會保險支出只會進一步增加,這也意味著就算民間企業開始加薪,如果幅度有限的話還是會被社會保險費用抵銷。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的小林慶一郎教授則認為,在民間企業調薪困難的情況下,政府應該要負起「所得重分配」的責任。尤其在育兒相關預算不如外國的情況下,日本需要一個社會保障制度來協助生活有困難的國民,並且對高所得者加強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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